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就业群体。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91亿人,而且还在增加,全年农民工总量增长0.8%;新生代农民工自2017年占比首次过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2019年总量已达17425万人,占比51%,并仍以0.9%增长。农民工进城就业做为就业灵活性的一种体现,关乎着经济社会建设,忽略稳定性的灵活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不利的。全国总工会研究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以就业为目的的人口流动现象相关指标是原先数据的2.9倍,但衡量其工作稳定程度的指标却只有原来的54%;《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7》中亦有相似论述,目前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性不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共享时代在互联网技术发展中所呈现的新的就业契机,使就业呈现出新的形态,虽然学者对农民工就业的研究已很丰富,但在新时代背景下,通过新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研究依然很有必要,分析稳定就业影响因素,对新业态下灵活就业的监测与稳定就业的宏微观政策的出台具有一定导向作用。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就业环境具有不确定因素,因此需确保适当的灵动性,同时还需确保一定稳定性,实现两者的制衡,使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人员流动活动的科学性。本文综合运用了社会调查研究、计量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并从社会、企业、人事资源、个人劳动者等多方面全方位地探究该群体就业稳定性的现状和相关的条件。借助对现实数据的收据,并深入探究了性别、年纪、接受教育水平、社会工作经历等因素对该群体就业稳定程度的关系,认为其关联明显。相关结果显示,男劳动力就业稳定性普遍高于女性;对收入越满意、工作体验感越好、社会信任度越高,就业稳定性越高;而本文实证结论表明,年龄、接受教育水平两因素与该群体就业稳定性具有相反的变动趋势,即“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低;受教育程度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比高学历的更加稳定;同时由工会参与经历的农民工的就业波动程度较高。结合上述结论,并考虑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本文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重视就业环境;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强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全面受教育程度);增强工会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