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沿线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优化成为中国对外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的亮点。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52个为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国内政局稳定性较差,缺乏持续稳定的投资政策,存在较高的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在开展投资合作埋下隐患。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厘清经典投资理论发展脉络以后,选取了合适的政治风险界定和评估方法,梳理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发展现状,深度分析了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不同区域的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的政治风险。基于已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技术外部性视角,建立两国增长模型,借用两国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探讨东道国政府决策、东道国消费者福利及外资企业投资决策三者的动态均衡条件,合理搭建了政治风险对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分析部分,添加了“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了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重要性的影响,并分别检验了政治风险总指数下的12个分指标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重要性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偏向政治风险性较高的国家。组成政治风险总指数的12个分指标中,“社会经济条件”、“与投资相关的条件”、“法律法规和秩序”、“种族关系紧张程度”、“行政能力”这5个风险指标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重要性有着显著影响。如果扩展到10%的显著性水平,那么指标“腐败”、“宗教的政治影响力”两者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重要性的影响也很显著。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本文对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提出了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