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治理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国的法治建设更离不开现代社会的治理理论和实践。生命政治理论虽然着眼于西方的权力治理问题,但同样能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新思路。认识福柯生命政治中的法律表达,能为解决我国法律治理问题提供可行性方案。因此,本文通过梳理生命政治的原初概念,认识生命政治的发展内容,挖掘福柯在生命政治中隐含的法律表达,以直面法律的生命政治化困境。福柯抛弃传统权力的研究视角,遵循谱系学的方法,对权力进行去中心化的研究,进而提出了微观权力说。该学说为人们认识权力提供新思路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微观权力说并不足以回应主权、法律等传统问题,因此福柯引入“治理术”的概念,对宏观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探究,最终形成了以生命权力为微观层面,以治理术为宏观层面的生命政治理论。微观权力说包含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是将生命作为治理对象的权力理论,而生命政治则是将健康、出生率、寿命等人口问题合理化的治理术,是将各种社会内部机制组织在一起,以实现对国家权力限制的经济政治。生命政治是研究权力、法律以及治理问题的复合体,权力的作用对象是生命以及人口,法律不再是君主的命令,而是生命权力以及自由主义的治理机制。因此,福柯在生命政治中提出不同于传统法律主权观的法律表达。其思想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在生命权力中,法律呈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在同纪律规范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实现对生命的规训和调节;二、生命政治中的法律表达,不仅为生命权力服务,也成为实现“安全机制”的法律技术表达;三、在治理与法律的关系中,法律成为权力的限制工具,借此实现对国家理性的限制。福柯在生命政治中,通过列举刑法学对于“盗窃罪”的防范与治理,提出当代法治建设一方面需要通过生命权力的监测,实现对未来犯罪率的预测,另一方面需要考虑经济成本,考虑治理的效果,以及考虑如何实现节俭治理的目标。同时,生命政治的法律表达也引起了部分学者对其未来发展的思考。有学者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生命政治中的法律地位受到了威胁;有学者从国际法角度出发,认为未来可能出现帝国法与国际法框架的断裂困境;还有学者提出例外状态,思考“赤裸生命”的法律空白。目前虽存有以上研究困境,但不可否认的是,福柯生命政治的法律表达,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权力研究范式,又为解决当代法治建设的实践难题,提供更多元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