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三不朽”人物,其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取得了卓尔不凡的成就,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被美国的马歇尔将军誉为“中国的圣雄甘地”,被美国汉学家艾恺先生称为“最后的儒家”。他自称是“问题中人”,一生围绕两大问题而奋斗: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问题。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正可视为对这两大问题深入研究后的一次伟大实验,即融合东西方文明之长,避免东西方文明之短,而为人类开创文明新局。与其他乡村建设理论不同的是,梁漱溟的理论是建筑在自觉的生命修炼的功夫、笃诚的社会实践功夫和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夫之上的理论,是从文化入手建设乡村,以道德教化而不是行政命令建设乡村,是诉诸人性的自觉而不是物质利诱建设乡村,甚至不是为建设乡村而建设乡村的理论。它不仅是开创新文化以建设新中国的“新儒家方案”,而且是融合东西方文明之长、避免东西方文明之短、而为人类开创文明新局的伟大理论。然而,诚如郭齐勇、龚建平等先生所敏锐发现的那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似乎遇到了一个近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按照伦理情谊道德精神所设计的乡村建设运动唤不起深受儒家伦理精神浸润的乡间农民的道德情感,而强调阶级斗争且以土地分配农民的共产党却能唤起中国农民的献身精神?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遇到的最大诘难。不少学者认为,“传统的理性已经再难以昭苏今日中国人的心,不给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如土地分配、减轻捐税等‘身’的要求,就唤不来他们的‘心’。在他们的生活中,‘身’的欲望的满足已经占了主导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谁给他们‘身’的欲望的满足,就会赢得他们的‘心’。”(1)这个诘难不啻涉及身与心的问题,也涉及义与利的老问题,以及中国文化自宋明以来在义利关系上的偏差与扭曲的问题。目前学界对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不是视为不合时宜而轻忽之,就是虽有同情却有无可奈何地惋惜之,很少深入思考梁漱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背后的伟大情怀与崇高理想。这个伟大的情怀,就是从孔子以来中国历代醇儒一以贯之的对于人类理性的信赖,对于人类会“一天一天往好处去”的坚定信心。本文的写作,就是想发掘并探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的背后的这种伟大情怀和崇高理想所折射出的中国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