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产生了持久的理论效应。齐泽克和霍耐特代表了青年卢卡奇当代阐释的两大路径,他们分别恢复了青年卢卡奇的革命立场和物化批判,但割裂了二者的原初统一。因此,可以尝试从资本逻辑批判范式出发为青年卢卡奇的思想提供一种新的阐释,以克服两大阐释路向的不足,并直面当今数字化时代的资本逻辑,展现青年卢卡奇思想的当代价值。这种阐释要求确证资本逻辑批判与青年卢卡奇经典理论中物化批判的内在关联。而物化批判中的可计算性概念构成了确证这一关联的切入点。可计算性在构成物化的逻辑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意味着一种划界的决断权力,使构成自律体系的计算得以普遍化施展。进而,以可计算性为轴心可以重构“物化社会”的三重结构:作为物化社会意识形态的“第二自然”是可计算性发挥作用的结果;作为物化社会生存境况的“物化现象”集中体现可计算性的强制性和不合理性;作为物化社会现实动因的“资本逻辑”则构成了可计算性的划界标准和决断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物化批判和资本逻辑批判的关联得到初步确认,进而可以将物化批判视为对可计算性的批判。青年卢卡奇对可计算性的批判着眼于批判资本逻辑的排他性划界。而排他性概念有待于进一步界定。借助阿兰·巴迪欧关于普遍主义的讨论,以及排他性与普遍性、总体性和同一性等范畴的关系,排他性概念获得其哲学规定:它是一种预先设定的特殊原则,通过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排斥,而占据普遍性的地位,最终使得整体呈现为抽象的同一性。透过排他性概念来考察资本逻辑运行机制,可以得到相互关联的四重性质,即资本逻辑排他性具有暴力性、虚假性、扩张性和自谬性。于是,物化批判与资本逻辑批判就可以转化为一种“资本逻辑排他性批判”,二者的关联以理论化的形式得到确认。以“资本逻辑排他性批判”为视野考察对计算的现代性批判,可以展现海德格尔对控制论时代的计算批判和斯蒂格勒对数字化时代的计算批判与青年卢卡奇所揭露的现代性基本结构具有共通性。从推崇标准化和确定性的泰勒制、福特制时代到强调不确定性的控制论时代再到更加多元化的数字化时代,计算批判都可以视为对计算问题中的资本逻辑带来的排他性结构的批判。在计算问题上走向资本逻辑排他性批判,意味着专注于审视计算是否以排他性的原则为根据,而非宽泛地警惕乃至拒斥与计算相关的一切现实活动,从而在哲学反思中有原则地兼顾现实性和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