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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一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源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制度设计,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政治化,保护海外投资。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即使是此前崇尚“卡尔沃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接受了 ISDS机制,纷纷在其投资条约或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ISDS条款。然而,随着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不断发展,ISDS机制的合法性危机开始出现。国际社会纷纷质疑ISDS过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忽视东道国对公共政策的管制权力;仲裁员缺乏独立性与公正性;以及仲裁程序缺乏透明度及仲裁结果缺乏一致性;等等。为了解决ISDS机制面临的若干问题,国际社会进行了大量探讨,并提出了若干的改革建议。在此背景下,欧盟对ISDS机制的改革进行了广泛的意见咨询与探讨,并最终在权衡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投资章节草案中提出了建立“国际投资法庭”的方案。在国际投资法面临重大变革以及国际社会纷纷提出对ISDS机制的改革意见的背景下,研究欧盟提出的国际投资法庭方案能否解决ISDS机制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考虑到欧盟在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影响力以及中国正在与欧盟进行的双边投资谈判,研究欧盟提出的国际投资法庭方案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根据欧盟国际投资法庭方案,欧盟将国家享有的对公共政策的规制权条款化;一改往常由投资者任命仲裁员的方式,改由缔约国提前拟定仲裁员名录,并建立常规性的国际投资法庭;同时建立上诉机构以增强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并为提高仲裁程序的透明度作出了重大努力。欧盟国际投资法庭方案的提出尽可能地回应了国际社会与欧盟内部对ISDS机制的关切,但其能否真正解决ISDS机制面临的问题以及是否会带来其他实践性难题,迄今仍无确切的答案。对中国而言,作为资本输入与输出的双重大国,需要坚持投资者利益保护和公共权力行使之间的平衡。在这一点上,欧盟国际投资法庭方案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无二致。然而,以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欧盟国际投资法庭方案在实践中仍面临很多的难题,中国需要密切关注TTIP的谈判及国际社会对此展开的探讨,抓住国际投资法变革的良机,积极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