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西方社会研究领域中的教育学,并在《教育世界》、《教育杂志》等期刊相继发表国外教育学的研究著述从而开启了“中国教育学”的译介之路。由译介而开始的中国教育学长久以来虽未曾有立足之言,但并未阻断我国学者追寻教育学本真之路。回溯教育学的发展史,哲学作为教育学的基础之一其经历的每一次危机与变革必然带来教育学领域新的气象与转变。赵敦华曾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经历过多次危机,每一次危机都迎来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从历时性观点看问题,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着继希腊自然哲学危机、罗马伦理化哲学危机和经院哲学危机之后的第四次哲学危机。”教育学从初有教、学直至教育学初见端倪的历程一直承蒙在哲学的发展史中生存、发展。直至在哲学的变革中产生了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学”,在推向科学化的历程中经历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教育学”、拉伊的“实验教育学”以至后来发展的“诠释学教育学”、“批判教育学”等复数教育科学的产生发展。具体而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哲学领域对语言、逻辑哲学、哲学与科学等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教育学对于“语言交流、社会文化与人类”等研究的兴起。二十世纪以来由“元数学”研究引发的“元研究”的热潮下,元教育学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它关注于教育学本身的研究,是对教育学自身的审视与反省。其中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教育学的话语、教育学的方法论以及教育学的科学体系与结构等问题都是其研究范围之一。而研究方法的采用则主要选择语言学、逻辑学的分析方法；历史学、现象学、解释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等,其中尤以语言分析、逻辑分析为主。我国学者是在二十世纪末期,通过引进国外教育学研究动向以及思考中国教育学发展之路上,开始了元教育学的研究。其中对于我国教育学话语的研究则起自于这一时期,主要是关注教师与学生等作为主体的话语且对于话语的研究多使用的语言学、语用学的分析,较少能够从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学的整体面貌中研究教育学话语。本篇论文主要由五个章节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是引言部分,主要是对国内外有关话语的研究分析,以及教育学话语的问题进行梳理从而阐述本篇论文的论文结构和价值意义。第一章,基本概念与范畴的理论解读。主要是在“言语”、“语言”、“话语”的关系上界定教育学话语是指主体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针对教育和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主体意志的实践性表达。它具有科学性与普适性、规范性与实践性、民族性与历史性的特征。从而对我国教育学话语问题与建构策略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教育学话语的批判：话语与表象。本章在论文教育学自身逻辑与原则的基础上,指出我国教育学话语所存在的：外来语的移植与滥用；其他学科话语的引入与擅用；日常用语的模糊与泛化等原因所造成的当前教育学话语的“混沌”现状。并且在回顾我国教育实践历程中“素质教育”、“质化研究”、“生命教育”的引入与发展基础上对本章的论点提供实践的依据。第三章,教育学话语的反思：话语与权力。本章通过分析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论述了意识形态下教育学话语受到统治意志、知识权力、社会与文化权力关系的影响,并在分析论述民国时期、建国初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话语现状的基础上,证明权力是教育学话语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第四章,教育学话语的省思：话语与主体。本章在分析主体与话语关系,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教育学的学科确立与体系的稚嫩、教育学者的迷惘与省察、民众话语的缺失与教育实践的原因,从而论述了主体对于教育学话语建构的重要性。第五章,教育学话语的建构。本章在总结教育学话语问题产生的原因基础善给,尝试性地论述专业化、本土化、实践化的三种路径。最后,则在结语中论述了“未尽之路”与日后的研究方向—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研究。综上所述,在话语研究已成为教育学反观自身、追寻突破与发展的研究背景之下,且教育学中国化已为我国教育学者孜孜不倦所追寻的目标的研究主旨之下,选择以教育学话语为研究课题希冀能在回溯教育学史、分析历史时期中的话语范式中为教育学的理性化、中国化作出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