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是明清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极深,为了摆脱这种影响,学者们做出了许多努力。目前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两种研究模式。第一种模式对历史上的中国城市进行了分类讨论,这种分类的实质是将城市与国家对立,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中寻找“反封建性”,强调其具有商业性,而非官僚性和政治性。第二种则认为城市与国家是共生的,中国古代工商业城市与国家间的“共生关系”超越了利益冲突,苏州就是较具代表性的典型。学界已经认识到,只有重新审视明清时期政治因素和国家权力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才能建立起本土化的城市理论,彻底摆脱韦伯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明清时期的苏州因经济繁荣而被视作“经济型城市”或“工商业城市”。但与西方城市相比,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承担军事和政治功能。因此,在探讨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与国家的关系时,与其刻意回避城市的政治属性,不如正视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明清时期的苏州一直拥有较高的行政地位,至清中叶,已隐有与南京争胜之势。对于经济和政治共同发展的苏州,我们不能简单以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对立予以分析。学界对苏州属性的界定,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综合分析基础之上。但是,要想理解中国历史中的城市认同,必须将文本放置到合理的历史语境中,站在时人的角度分析其地方书写的目的与立场。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城市生活多姿多彩,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文字与图像资料均十分丰富。据此,笔者以为,在承认明清时期苏州城市经济成就巨大的基础上,以诗赋、图像和景观等城市文化内容为切入点,有助于深入理解在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时人对苏州的城市印象,以及国家权力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以探究明清时期国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文本入手,解读明清时期苏州诗词歌赋中的城市书写。明清时期,苏州工商业发达,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但文人在进行地方书写时,仍强调苏州在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地位。歌咏苏州的诗词歌赋沿袭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书写模式,重视早已湮灭的故都历史,并极力构筑本土化的帝王叙事体系,将苏州地方历史融入帝制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明清时期城市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苏州的地方叙事却弱化了城市经济,延续了西晋以来的传统模式,未能产生相应的转变。诗词歌赋中的苏州形象反映了时人以政治属性为核心的城市建构。第二部分从图像入手,分析明清时期苏州胜景图像中的城市观。明中叶以来,随着地方意识的再度崛起,吴门画派掀起了描绘苏州胜景的热潮。至明末清初,“潇湘八景”式的胜景纪游模式在苏州确立,构筑了以苏州府城为核心的集体记忆。晚明画家借鉴《清明上河图》的都城图式,塑造了新的城市景观,体现了时人眼中城市感与都城的密切联系。清代康乾南巡后,代表苏州地方传统的胜景图像发展为以南巡为主题的“名胜”图集。名胜图咏系列在民间取得的商业成功,反映了地方社会对皇权的接纳与迎合。由明至清,苏州胜景图像中城市文化话语权的转变,体现了政治因素与国家权力在城市观中的重要地位。第三部分从物质景观入手,探讨明清时期苏州景观文化所体现的城市发展。晚明以来,虎丘由城市公共空间和休闲场所发展为大众旅游景点,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虎丘产生碰撞与融合。有明一代,虎丘的景观建设和文化形塑由僧人、文人和地方官员共同参与,但未曾发生颠覆性改变。盛清时期,康乾南巡对虎丘进行了变革性的重塑,虎丘由地方名胜发展为帝王圣迹。然而,太平天国战争后,经历战乱的虎丘未再得到大规模修复,昔日辉煌难以重现。虎丘的景观形塑与文化身份在明清两代的嬗变,反映了国家权力在城市景观塑造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苏州地标之一,虎丘的变迁也折射了政治因素和国家力量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史料方面,本文发现了以“吴趋行”范式进行创作的一类歌行体诗歌。此外,除方志、文集等基本史料外,本文还使用了大量图像资料,第一次对苏州地区的胜景纪游图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这也是本文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