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阳性书写”相对,“阴性书写”是一种去中心的、无等差的书写方式,旨在寻求阴性(女性)特有的发声工具。“阳性书写”则一般被认为是位于传统主流话语的男性书写,多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叙述。“阴性书写”主张不依照男性创造的理论制度去认识生活,是将女性的身体作为生活原则和精神指南,依据女性特有的性征、感官体验去实践,去重新审视自己。因此,“阴性书写”本质上是相对于男性话语中心的一种女性语境写作。然则“阴性书写”并不等同于女性书写,原因就在于有不少男性作家的文本书写也属于“阴性书写”的范畴,如台湾的纪大伟、许佑生等男性作家在进行同志文本书写时,依旧标榜鼓吹“阴性同志”对“阳性同志”的反抗与颠覆。朱天文的长篇同志小说《荒人手记》便是一部典型的描写同性之爱的“阴性书写”的作品;此外在朱天文的其他小说作品中,同样刻意突出典型的女性特质,耽溺于主观经验的反应,抗拒理性与智识的世界,偏重个体而忽视宏观的历史与政治,企图以琐碎私密的个人经验记忆对抗被肢解的支离破碎的集体记忆,以此建构了其小说世界中独特的阴性美学。朱天文的阴性美学承袭了张爱玲式的苍凉基调,而在此基础上呈现的是一种末世情怀——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焦虑。王德威指出从政治解严到文化解构的台湾,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由极度富庶的物质生活带来的各种无常变化,“世纪末的幽灵悄然而至”。至此,构建“阴性美学”成为朱天文凭借文字抵抗现实破坏的最终策略。大陆学者对于朱天文创作中的“阴性书写”虽有过论述,但将其书写上升到美学建构的层面本文尚属首例。朱天文的创作多是以其成长经历作为叙事背景,因此本论文将会结合目前大陆已出版的朱天文的11部作品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别从朱天文的小说、电影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来进行解读。而朱天文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以及深深印刻在其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张爱玲、胡兰成更是其创作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直至后来侯孝贤的出现,成为朱天文创作中期转型的直接原因。因而笔者将试图以这三个指引她写作的方面为切入点,将其所有已在大陆出版的作品进行一次整理从而总结出其作品的阴性书写特质。同时,本论文将会通过对朱天文文本中呈现的阴性书写方式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下的阴性书的比较来阐明朱天文阴性书写的独特性,并由此来揭示朱天文阴性美学建构的精神实质。在阐释各个主题的过程中,笔者将分别适时地运用与该主题有关的论据以加强研究的学理性。本论文除“引言”部分介绍朱天文的创作情况以及大陆对于朱天文作品的研究现状以外,论文主体部分从四方面对朱天文小说的阴性美学建构展开论述:第一部分论述朱天文小说阴性美学的建构,包括建构的背景及其阴性美学所包含的阴性视角与阴性书写;第二部分论述对朱天文小说中阴性美学建构起决定影响的人物,一方面既有朱天文对“张腔胡调”的师承与叛逃,又有朱氏家族对朱天文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阴性美学的形成也是朱天文小说与侯孝贤电影风格相融合的结果;第三部分论述阴性美学建构在朱天文小说创作中的实践,包括由眷村女性到边缘人的书写,对阴性视角下感官书写的耽溺以及日常细节书写的情迷;第四部分论述朱天文小说阴性美学建构的意义,作者通过对于线性历史的反抗以及阴性(女性)历史的建构而进一步强调书写对于写字人的本体意义。朱天文的小说书写并非通常评论家所认为的典型的女性主义书写,其小说书写中所透露出的浓重的“阴性”气息,以及书写者过分情迷的感官书写与语言实验,都昭示着朱天文对于历史解释权的觊觎乃至试图抢夺。她通过小说中对当下各种现实的对抗姿态来尝试瓦解线性历史,又通过捍卫个人的私密记忆以努力建构独属于她本人的阴性历史,而这一切又最终归根到朱天文本人对于书写的迷恋,即书写之本体意义对于写作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