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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以健康生态学模型为视角，构建从健康社会因素最远端的社会经济地位到生命质量的因果链接路径，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具体传导过程，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老年人生命质量的改善提供详细的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分阶段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山西省11个地市9000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简明健康测量量表(SF-36)、社会支持量表(SSRS)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PLP-C)。共收回有效问卷8526份。统计分析方法有：对生命质量、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以及生活方式四个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研究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t检验、单因素ANOVA、Kruskal-WallisH检验等分析因变量生命质量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是否存在差异。四个主要变量及其各维度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进行分析。在健康生态学模型的指导下构建多重中介理论模型，应用最大似然估计法验证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度。通过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探究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生命质量之间显著的多重中介作用路径以及直接和间接效应。
结果：
本研究中，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得分为(124.56±33.02)。收入得分为(2.14±1.04)，受教育程度得分为(1.42±0.59)。生活方式得分为(105.99±19.61)，社会支持得分为(37.97±7.49)。四个主要变量均处于中等水平。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表明同源方差并不是造成变量协同变化的主要原因，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不同性别、年龄和生活区域上的老年人生命质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表明老年人生命质量与性别、年龄和生活区域密切相关。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生活方式、生命质量四个主要变量的总分及各维度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
多重中介模型的拟合结果为RMSEA=0.064，CFI=0.923，TLI=0.905，SRMR=0.041，各项指标均满足适配标准，表明实际数据与理论模型拟合效果良好，该多重中介模型可以被接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假设的三条间接中介路径均显著存在。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一条直接路径和三条间接中介路径影响生命质量。四条路径分别为，直接路径：社会经济地位→生命质量(c)，效应值为0.162，占总效果量的50.5%；间接中介路径一：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生命质量(a1b1)，效应值为0.086，占总效果量的26.8%；间接中介路径二：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生命质量(a2b2)，效应值为0.046，占总效果量的14.3%；间接中介路径三：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生活方式→生命质量(a1d1b2)，效应值为0.027，占总效果量的8.4%。
结论：
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命质量的影响包括直接作用和间接中介作用两种方式。共四条路径：①社会经济地位可以直接正向预测生命质量；②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对社会支持的影响来间接正向预测生命质量；③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生命质量；④社会经济地位还可以先后通过社会支持和生活方式这一链式中介路径间接预测老年人的生命质量。社会支持和生活方式共同作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生命质量之间的中介因素，展现了生命质量影响路径系统的复杂性。提示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可以同时采取社会支持和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干预措施来促进其生命质量的改善。
本研究以健康生态学模型为视角，构建从健康社会因素最远端的社会经济地位到生命质量的因果链接路径，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具体传导过程，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老年人生命质量的改善提供详细的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分阶段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山西省11个地市9000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简明健康测量量表(SF-36)、社会支持量表(SSRS)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PLP-C)。共收回有效问卷8526份。统计分析方法有：对生命质量、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以及生活方式四个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研究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t检验、单因素ANOVA、Kruskal-WallisH检验等分析因变量生命质量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是否存在差异。四个主要变量及其各维度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进行分析。在健康生态学模型的指导下构建多重中介理论模型，应用最大似然估计法验证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度。通过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探究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生命质量之间显著的多重中介作用路径以及直接和间接效应。
结果：
本研究中，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得分为(124.56±33.02)。收入得分为(2.14±1.04)，受教育程度得分为(1.42±0.59)。生活方式得分为(105.99±19.61)，社会支持得分为(37.97±7.49)。四个主要变量均处于中等水平。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表明同源方差并不是造成变量协同变化的主要原因，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不同性别、年龄和生活区域上的老年人生命质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表明老年人生命质量与性别、年龄和生活区域密切相关。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生活方式、生命质量四个主要变量的总分及各维度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
多重中介模型的拟合结果为RMSEA=0.064，CFI=0.923，TLI=0.905，SRMR=0.041，各项指标均满足适配标准，表明实际数据与理论模型拟合效果良好，该多重中介模型可以被接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假设的三条间接中介路径均显著存在。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一条直接路径和三条间接中介路径影响生命质量。四条路径分别为，直接路径：社会经济地位→生命质量(c)，效应值为0.162，占总效果量的50.5%；间接中介路径一：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生命质量(a1b1)，效应值为0.086，占总效果量的26.8%；间接中介路径二：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生命质量(a2b2)，效应值为0.046，占总效果量的14.3%；间接中介路径三：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生活方式→生命质量(a1d1b2)，效应值为0.027，占总效果量的8.4%。
结论：
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命质量的影响包括直接作用和间接中介作用两种方式。共四条路径：①社会经济地位可以直接正向预测生命质量；②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对社会支持的影响来间接正向预测生命质量；③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生命质量；④社会经济地位还可以先后通过社会支持和生活方式这一链式中介路径间接预测老年人的生命质量。社会支持和生活方式共同作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生命质量之间的中介因素，展现了生命质量影响路径系统的复杂性。提示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可以同时采取社会支持和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干预措施来促进其生命质量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