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关于中国历史、风俗、宗教信仰的描述，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途径，也是中国人自我反思的一面镜子。四川是基督教主要传教地区之一，寓川传教士对四川的历史、文化等也有很深的研究。1916-1923年，陶然士在《华西教会新闻》上，刊载了9篇有关四川历史的文章，其笔下的四川史跨度“肇于人皇”(《华阳国志·蜀志》)，下至北宋建立(A.D.960)，为人们勾勒了一部四川上古、中古史。本论文以陶然士的四川史书写为研究基点，在对其分析时，主要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将陶然士书写的四川史解读成一个形象谱系，沿着“形象谱系—话语类型—话语与权力”的逻辑顺序对其进行分析。陶然士的四川史形象谱系，是由中西文化模式、话语类型、权力策略共同塑造而成的。陶然士的四川史书写反映了传教士的中国想象传统，同时，传教士的中国想象传统也制约着陶然士的四川史书写，因此，在对陶然士的四川史书写进行分析时，笔者将其置于传教士中国想象的整个传统之中。在对传教士中国想象传统的分析中，笔者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等为话语群体，以《华西教会新闻》及同时期其他传教士所创办的中文报刊为陈述参照系，进行了论证分析。　　本论文共分四个部分。绪论部分，对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策略、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现状作了介绍，同时对研究策略进行了学术合理性论证。本论文在解读陶然士的四川史文本时，将其置于传教士中国想象的传统之中，其背后是对作者、陈述主体、话语主体的消解。陶然士书写四川史文本所使用的话语类型、话语概念、动词模式、修辞格式等，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于整个传教士的中国想象传统之中。传教士的中国想象传统是陶然士四川史文本的生成机制，陶然士的四川史文本只是传教士中国想象大文本中的一种。　　第一章，笔者从三个维度对陶然士建构的四川史形象谱系进行了分析。历史叙述是对证据的选择及其再阐释。认知维度，主要分析陶然士选择、忽略、重组证据的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宗教、文化因素。陶然士在选择证据时，保留了中西文化可通约性的部分;陶然士对儒家知识分子和中国帝王进行批判，并把李雄政权塑造成一个光辉的道德楷模，对不利于李雄政权的证据有意忽略或进行重组。政治维度，即统治关系的合法化。陶然士将四川史放置在中国大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陶然士笔下的中国是发源于黄河流域、以汉族为主体、以儒家文化为根柢的连续统一体。第三个维度是审美维度。陶然士在四川史文本的书写中，具有过度审美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芙蓉城得名的诗化，对王衍、孟昶宫殿的豪华、游宴的奢侈的夸饰，对四川丰富资源的强调。这类似于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异国情调”。从18世纪末，随着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由正面转向负面，异国情调也从乌托邦转化为意识形态，中国的资源、人口、版图，在传教士的笔下，成为可以被征服或归化的对象。　　第二章是话语类型分析。本章主要对传教士中国想象的两种话语类型“文明—野蛮”“基督教—异教”进行了分析。从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到陶然士书写四川史时(1916-1923)，这两种话语类型既分野又合流。传教士所使用的“文明—野蛮”话语类型，其话语概念“野蛮”发生了逆转。“野蛮”由指称自我到指称他者，并最终从其语义层级的最高级消解;其动词模式，由“征服”转化为“启蒙”;其修辞模式，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传教士对中国人进行了丑化，这种丑化和人种学有关，使用了野兽化和病理化隐喻及动物化修辞。在“基督教—异教”话语类型中，分析了基督教信仰与儒家文化之间的话语对立、话语补充、话语类比，这表现为“孔子或耶稣”“孔子归耶稣”“孔子加耶稣”三种话语模式。“基督教—异教”话语类型使用了“光明—黑暗”和“基督教占领中国”两种修辞格式。传教士中国想象所运用的这两种话语类型，也体现在陶然士的四川史文本中。陶然士将四川统治者李雄、高骈、韦皋等划归到基督教(我者)范畴之内，将儒家知识分子、封建帝王、王建等划归到撒旦(他者)一方;前者被安放在光明的天堂之处，后者被安放在黑暗的地狱之中。陶然士的四川史文本中，“light”和“illumine”等词汇也多次出现。这些都是“基督教—异教”话语类型的体现。在陶然士书写四川史文本的20世纪初期，“基督教—异教”话语类型最终成为主导话语。陶然士将李冰、韦皋、高骈等人物的世俗功绩功归于上帝的帮助，将四川从野蛮迈向文明进程的发展动因归功于基督教，就在于“基督教—异教”话语类型对“文明—野蛮”话语类型起支配作用。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陶然士在四川史书写中所使用的关键词汇只有通过传教士话语群体的规训和转换后，才能使用，得以流通。首先是对中文词汇“天”的规训。中文语境中的主宰之“天”被规训成大写的Heaven，自然或物质之“天”，被规训为heaven或heavens。同时，陶然士的四川史文本书写，还受传教士话语团体、信条原则的限制。陶然士四川史文本中与“袁世凯”有关的陈述与《华西教会新闻》话语团体中与“袁世凯”有关的陈述具有不连续性，发生了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陈述规则的产生，其断裂的原因在于话语条件发生了改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传教士话语策略开始转型，即其话语言说强调和中国政府合作，传教士开始从中国制度外向中国制度内过渡。与此对应的是其话语背后权力策略的改变。传教士开始脱离外在国家政治权力所赋予的话语权，转向基督教信仰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权力:“牧师权力”。传教士的话语有效性由外在合理性向内部合理性过渡。“牧师权力”成为传教士话语有效性的根本保证，也只有在这一权力下，基督教话语才能成为普世性话语、公共话语、生命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