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考察了唐前古近体分化的历时性、共时性问题以及晋宋齐梁时期古近体诗歌之存在形态。迄今为止,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对唐前古今分流现象进行过研究,并获得了客观成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对其存在形态有了相对客观的知识体系。因此,本文主要是从晋宋齐梁,尤其是齐梁时期的古今分流现象为中心,考察这一时期的古今分流是在何种语境、诗学话语下形成并发展的。在第一章,笔者主要考察了汉魏晋三代拟古与当时人们对文本之“文学价值”的认识。在汉代,经学的发展制约了这一时期诗学话语的成熟,人们多把《诗经》作为正确的、雅正的文体,而对乐府歌辞等民间作家创作的文学艺术成果,则以“郑卫之音”贬之。诚然,这一时期的古今分流往往和雅俗音乐之对立相混用。但是,我们仍发现汉人已经略微地认识到《诗经》的文本形式及其主要特征。到了魏晋时期,曹魏文人大量拟作乐府歌辞,并接受了诗歌等文学作品作为“文本”的存在意义。因此,他们开始用雅俗文体之对立来认识古今分流现象。到了晋宋时期,人们就开始用当代之审美标准批判以《诗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提出了“新变”之说。这也是后来大谢、沈约等人称雄一时之原因所在。第二章,笔者主要考察了永明体的形成过程以及陆厥、钟嵘之审美思想和沈约之关系。以往,研究者执着于“永明末”这一时间段,忽视了永明体形成之历时性因素。为此,笔者主要从永明律联比率和双声、叠韵考察了刘宋时期五言诗,发现范晔、谢庄已经开始探寻符合汉语自然音韵的诗歌声律说。然而,在没有成熟的音韵学思想之情况下,他们对声律说的认识只能是一种直观的、未成体系的状态。但是,周颙《四声切韵》的问世,使得人们可用此说来把握汉字音节之间的关系,沈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四声八病”说。然而,并非是所有人赞同此说,陆厥、锺嵘等文人对此提出了反对声音,但是我们依然发现这些反对者也能够熟练地把握、创作永明律诗。显然,永明体在当时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第三章,笔者主要探寻以大谢体为代表的元嘉诗风和永明以来新体诗之对立。我们发现,大谢体把文本带来的视觉美推向极端,结合双声、叠韵之韵,写出芙蓉出水,天然无雕之诗歌。然而,这些诗歌在苛求文本带给读者的声韵美、视觉美的同时,把诗歌的情节安排叙事结构置之度外,可以说其弊病无疑散漫而缺少内在发展逻辑,意义层次之间的独立性得到了极度发展。因此,沈约等永明体诗人在批判大谢体以来文章写法时,强调叙事结构的作用和作者主体意识之弱化。但是,这一文学发展也最后导致新体诗完全地排除写作者的存在问题。因此,新体诗的反对者由此而生,批判新体诗缺少精神上的饱满感。然而,我们却发现,裴子野等文人在创作新体诗时,竟然会随沈约等新体诗派的创作路线去写,这也意味着新旧体之对立在萧梁前期已被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