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害人危险接受”这一刑法学意义上的概念近些年才被我国的学者提起,但是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学术名词。在其内涵的限定、内部的区分、理论的运用等等方面各说纷纭。本文通过四个部分,对上述争议的部分进行梳理和论证。首先,以我国司法审判的两则典型案例引出“被害人危险接受”的问题,其次,对当下一些学者坚持用自我答责理论解决“被害人危险接受”问题的观点做出批判,并以此论证有必要在被害人危险接受问题内部做出区分。针问题内部,可以分为“自己危险化”与“他者危险化”这两种类型,并否认“他者危险化”中包含被害人同意他人故意伤害自己的情形。随后,对以上两种类型分别论证行为出罪的法理依据:对于“自己危险化”这一类情况,以共犯从属理论分析,最终使行为人出罪;对于“他者危险化”以客观归责理论分析,其中部分的判断步骤辅以被害人信条理论,最终使行为人出罪。最后,证实上述案例在三阶层犯罪论下用所得步骤可以对行为人进行出罪的判定,并提出无法在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内探寻“被害人危险接受”问题,但可以在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中寻求出罪解释的观点。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三阶层犯罪论下分别以共犯从属学说与客观归责理论对“被害人危险接受”下两种类型化中的行为人进行出罪的论证,并在我国刑法中探寻“被害人危险接受”的自身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