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是其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亦是民事证据收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民事诉讼理念由最初的超职权主义、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被大大弱化了。这一举措是对民事诉讼法的性质与功能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同时与辩论主义要求的充分维护当事人的诉讼程序权相契合,因此,明确和限制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国于2001年12月3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明确限定了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情形,虽然规定的出台使得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问题更加细化,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证据规定》进一步限缩了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限,使得其被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而且这种过度地限制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果。我国于2015年2月4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5年《新民诉法解释》)对《证据规定》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相关规定作出了修改,可见,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合理范围的界定对于民事证据的调查收集和民事诉讼法本身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纵观德国、日本、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该问题的规定,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限远小于上述这几个国家,并且该规定在实务运行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各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发现真实实现实体公正,而过分限制法院的此项职权既背离了各国民事诉讼制度力求发现真实、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适用民事实体法进行判决的这一基本目标和基本要求,①也脱离了一向坚持和追求实体公正的中国法律适用的传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在民事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对其在法律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厘清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与当事人证据收集权之间的关系。同时,笔者通过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和文献分析等方法观察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立法与实施现状,总结其存在的具体问题,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借鉴国外的诉讼经验,研究适当扩大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权力的必要性,合理界定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从而在民事诉讼中构建科学的案件事实发现机制。本文引言部分首先是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是介绍了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在国际上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研究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的重要性。第一章引用经典案例提出问题,归纳争议的焦点,引出关于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权与当事人证据收集权之间的关系,并且说明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权存在的必要性。第二章全面阐述民事诉讼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的基本原理,通过掌握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更加深刻地认识该制度,同时,也有益于进一步完善该制度。 第三章分析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的现状,从立法现状和实施现状两大方面切入,并且总结其在实施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四章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以及地区的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并且为完善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提供借鉴。第五章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的构想。其中,重点阐述了增加法院依职权直接调查取证、核实性证据调查、命令鉴定与勘验和扩展调查令的适用范围这几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