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对资本外逃问题的普遍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90年代的数次金融危机又把资本外逃与国家的经济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以幸免，但其资本外逃问题却日益凸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也试图对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论文在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意义、写作意图、研究方法以及论文框架；结语部分总结并重申了论文的关键肯綮，同时谨慎地拓延了对本论题的研究新领域。附录部分集中了正文中的一些计算数据，是为方便行文所做的技术性安排。除此之外的一、二、三章内容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三章内容层层递进、前后呼应。 第一章“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及途径”首先对1982年至1999年期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测算。估算结果显示，中国资本外逃的数额巨大。同时，该章还总结出中国资本外逃的一些特殊性：资本外逃伴随着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持续外逃的同时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却大量涌入。这些都为第二章寻找并确立解释变量埋下伏笔。第一章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是对中国资本外逃的逃避途径进行分析。它既能满足第二章资本外逃相关因素分析中某些内容(如黑市汇率问题、贸易差额问题)的需要，又为第三章政策建议的提出奠定基础。 第二章“中国资本外逃相关因素分析”尝试建立更适于解释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通过对有关数据进行逐步回归，筛选出一个与中国资本外逃的具有很强相关关系的伴随因素——贸易差额，该因素反映出中国在贸易监控环节上的巨大漏洞；还遴选出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几个重要因素：国内外实际利率差、黑市汇率溢价(滞后一期)、通货膨胀率和外资政策因素(即内外资差别待遇)。作为影响因素，黑市汇率溢价体现了资本外逃的违规性、逐利性和避险性。外资政策因素(即内外资差别待遇)揭示了影响中国资本外逃所特有的制度性因素。国内外实际利率差和通货膨胀率则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选择(尤其是货币政策选择)具有启发意义。 第三章“政策启示”是在前面两章的基础上探寻防治资本外逃的政策。首 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研究先从经常项目的监控与资本项目的监管两方面入手，双管齐下，预防并控制资本外逃形势的恶化。在贸易监控方面，完善海关估价制度迫在眉睫。在资本项目开放与资本管制方面，应把握好二者的“度”，在改善资本管制的同时，慎重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改善资本管制而言，应当兼顾对资本流入、流出环节的管理与疏导。其中，对资本流入的管理关键在于取消内外资的“差别待遇”；对资本流出的管理则应当做到既加强监管力度，又合理引导对外投资，使资本外流正常化、合法化。考虑到资本外逃这一新参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推进应慎之又慎。另外，为了能够遏制资本外逃，应该加强外汇管理的国际合作，并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此外，金融预警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也是预防和监控资本外逃及其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的可行之计。 第三章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在（为了抑制资本外逃而实行）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对货币政策、利率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的政策效应进行考察，以此来权衡有关政策之间的搭配运用。资本外逃形势的严峻性、利率政策的低效率性决定了在将来一个时期内，我国的货币政策宜以货币供给为中间目标，以稳定通货、促进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通过“永恒三角”的分析进一步提醒我们：实行弹性汇率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部分地牺牲资本的流动性将是理性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