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化意为宗教群体与其宗教教义、戒律相矛盾的社会行为。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僧尼群体开始迅速膨胀并随之出现一系列俗化现象,这是佛教群体世俗性、社会性的表征,宗教群体的存在也因此更具生命力,佛寺成为当时北方社会生活一个新的舞台。十六国时期,中土的佛教僧尼群体初见规模,到北朝形成了占当时北方社会总人口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庞大社会群体。僧尼人口膨胀的同时,僧寺矛盾、生育问题、人口迁徙、人口干预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产生。僧尼人口的发展为其俗化历程奠定了人口基础。出家群体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着眼观察。宏观层面,以往学者提出过“社会痛苦”说、经济决定论、蛮族入侵说等等。微观层面,北方民众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遁入空门:感于宗教灵验、染病、妇女丧夫(父)、奴婢、战败、佛道斗争等都成为出家群体的构成元素。导致个体出家的因素中,非信仰性因素显然占据主导。为了谋求佛教教团的生存和发展,僧尼不断攫取社会特权。佛教僧尼获得了以“复除”特权为中心的经济特权、以僧君关系为轴心的政治宗教特权、以“僧俗分律而治”为原则的法律特权。在北方社会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佛教僧尼异化出一种严重的暴力性倾向。教团内个体暴力能量不断提高,教团的聚众能力非凡,最终导致这种暴力倾向由个体演变成为群体行为直至佛教暴动的发生。每一场佛教暴动都暗含着一种政治诉求,或是护国、护法、护君,或是谋求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或是宗教内部的自我反叛,或是宗教民族冲突,亦或是纯粹作乱。佛教暴动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群体性事件,是特殊的社会、民族环境下滋生的现象。比丘尼是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群体,它既是佛教出家者的一个内群体,也是广大妇女群体的一个内群体,因此具有宗教与女性的双重特质。同理,比丘尼的佛教生活也具有双重特性。比丘尼佛教生活的女性价值是这一群体俗化的一个表征,集中体现在婚恋生活、性生活、音乐生活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