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是以人类学视角和方法对中国(常熟)江南文化节这项现代节庆所做的一番观察和阐释,其主要论点在说明这项节庆主要是一场盛大的“政治展演”——也就是当权者们用文化之名结合明星和传媒所搭建起来的一个展示自身权力的封闭剧场。本文详细铺陈了这项节庆的原初动机、诉求主题与地方政府的全盘文宣战略的关联、活动方案的设计、活动执行实况、当地民间文化人和一般老百姓在这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反应。通过这种所谓“后台”的呈现来说明政府文化生产的逻辑——包括地方政府如何去认定和编排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在整个文化活动的运作过程中,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是如何定位文化展演的内容与对象。本文试图通过江南文化节说明,地方政府虽然取用的是常熟当地的文化元素,但它不仅没有考虑过如何主动争取常熟文化的真正主体——常熟的百姓和民间文化人——的认同和参与。此外,这项节庆也并不在意是否能够招徕观光客,既没有吸引一般观光客的广告行销活动,也没有动员常熟当地旅游业者的参与。常熟市政府的文化宣传及推广手段不只是“地方制造”的过程,更是一场政治展演：与其说它是用“文化”来妆点常熟的旅游魅力,毋宁说它是藉“文化”来搭建展现权力的舞台,其真丁F的主角当然不是文化,甚至也不是旅游经济,而是政治。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这一年明确提出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特别强调了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强大推动力,并将文化实力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大力引导,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出自己的文化建设战略,城市建设中的文化要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遍地开花式的“造节运动”正是这场官方文化生产逻辑下的产物,这种展演的欲望不仅是“政绩工程”和GDP综合症的病态表征,同时也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仪式与政治展演。当我们在这样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之上去观察江南文化节的表演动机、内容和对象时,就能够看出地方文化的创建实际上是国家视角下的文化展演,展演的是国家和国家对文化的理解。常熟所经验的文化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整个中国各地方政府在面对全球化大潮之时所采取的行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的研究也可被看做是能够映照中国社会这种总体进程的地方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