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是一种常见的职务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困扰着司法实务，也引起了刑法学界的普遍关注。尤其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计算，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两高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本文用历史分析、法学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以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计算为研究主题，并结合司法实践，初步探讨挪用公款数额认定立法上和司法上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从数额计算方面完善挪用公款罪的建议。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对挪用公款罪在我国的立法沿革进行全面分析考察，正确理解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明确相关定义并阐述了对挪用公款数额认定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从几方面来明确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一)以公款的所有权性质来界定，除刑法明文规定的公共财产外，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公款和由国家管理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中的私有资金，均可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二)有价证券因为具有流通、支付手段等货币的职能，可以兑换、贴现为现金，因此也应视为货币，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三)现行刑法规定，一般公物不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虽然合法但不合理。本文认为挪用公物用于商业活动的，应折价按挪用公款定罪。 第三部分，提出认定挪用公款数额应遵循的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认定挪用公款数额必须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及客观方面相统一；时效与犯罪构成相结合原则，要求首先明确挪用数额，进而确定其量刑幅度，明确其追诉期限；当时当地原则，要求认定挪用公款的数额以挪用行为时和挪用行为地的价值计算。 第四部分，详细讨论分析了司法实践中挪用公款罪数额认定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一)对于多次挪用公款的行为，现行司法解释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应用中，应注意区分目的和用途。挪用公款用于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的，应累计计算其挪用数额;用于其它活动的，应以案发时未还的数额来认定;多次挪用公款用于多种活动的，为了保护公款的所有权，应累计计算各项活动挪用的数额，比较立案标准从而确定如何定罪。 (二)共同挪用公款的情形下，对于均具备特定主体身份的人构成的共同犯罪，应以共同挪用的数额作为每个人的挪用数额，各共犯人的使用数额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具备特定主体身份的人与不具备特定主体身份的人共同挪用公款后交与不具备特定主体身份的人使用时，对挪用人的认定应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关键点在于挪用人是否知道公款的具体用途和事后是否有积极要求使用人还款的态度。如果将公款交与未参与挪用的其他人使用的，本文认为挪用数额应按照挪用人参与挪用的数额认定。 (三)根据各种担保方式的特点不同，将公款用于保证时，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才构成挪用公款罪，而用于抵押和质押时，只要挪用的数额达到立案标准即构成挪用公款罪。 (四)对涉及股票的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数额，司法实践中必须根据挪用公款的特点及股票能为携带者带来的利益和交易的特点进行分析和把握。 (五)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挪而未用”问题，本文认为根据刑法理论和从保护公款的所有权角度来分析，该行为应构成挪用公款罪。“挪而未用”只能作为量刑时的一个情节。 (六)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转化为贪污罪时，应当以行为人非法占有的数额来认定贪污的数额。 (七)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数额认定，本文认为应以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未退还的数额仍然巨大为标准，从而更有利于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第五部分，对现行刑法、两高司法解释中关于挪用公款数额认定的规定进行反思，对有关规定存在的缺陷提出自己的观点。特别从立法对挪用公款用于营利活动的界定是否过于原则、对挪用公款用途的三种情形的规定是否平衡和协调、对挪用公款超过3个月不还构成犯罪的规定是否严谨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 为了完善挪用公款罪，建议对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应有确定的数额限制，对挪用公款罪的量刑数额具体化;在刑法中增设财产刑，在总则中规定罚金的限额;完善司法解释，过时的解释应及时废止，从而更加有效地惩治挪用公款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