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大背景下，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这一议题不仅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的转轨时期，存在着复杂的制度环境，资本配置效率不仅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还很大程度上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需要从更多的方面考虑，不仅要考虑金融发展水平、更要把法治发展水平、政府行为纳入到研究范畴，从制度环境的层面来研究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在参考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Wurgler（2000）资本配置效率测度模型进行修正，分别从金融发展水平、法治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三个层面探讨制度环境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分全样本总体回归和全样本分阶段回归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政府干预程度的加深则会显著阻碍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在这三种制度因素中，政府干预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最大，金融发展水平次之，法治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小；同时政府干预的存在会显著减弱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但是政府干预对法治水平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减弱作用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