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0年以来就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老年人口逐步增加的趋势,上世纪五十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在2010年前后依次进入退休年龄,第二波的退休潮带动了老年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形成了老年人口增长的高峰。老龄社会中退休人员的增加微观上影响的是居民个体及所在家庭的收入、消费、老年心理等,宏观层面影响的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社会整体消费、产业结构等。而我国现有的强制退休制度在老龄化加速变化的时代会使得退休这一群体人数越来越多,现实的经济环境中一大问题在于经济新常态时期,消费需求不足,这部分群体的退休决策通过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冲击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持久稳定。基于此,本文依托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对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的方法重点分析了退休对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退休消费困境"这一现象是否真实的存在在现实消费生活中。并选择上海作为典型案例城市,根据调查问卷与质性访谈,深入了解上海市退休居民的生活状况,梳理与诠释"退休"与老年消费行为的现实相关性,对退休老人生活史的梳理再现当今社会退休群体的经济生活。由于我国同美国、日本两国一样面临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婴儿潮"一代的退休高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再把研究的视角从国内延伸向国外,分析美、日两国应对居民退休后消费变动的举措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有了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与证明后,本文对于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经济转型背景下退休给居民所在家庭消费水平带来的负性影响以及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为扩大消费需求,增强家庭居民的消费信心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本文的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第一,退休后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三大部分,但是,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和城市差异。居民退休后消费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消费动机较为理性,消费习惯固化;其次,对商品或商家提高的服务价格敏感度较高;再次,更加追求实际,特别看重产品的实用功能;最后,消费节俭,边际消费倾向较低,预防性储蓄较高。第二,影响退休后居民所在家庭消费的因素主要有居民家庭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实力、政府相关消费和税收政策、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消费者权益维护程度、经济发展程度等宏观因素以及老年消费的供给等。退休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直接影响在于消费结构、消费动机、消费习惯、利他性消费;间接影响在于通过间接传导机制如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社会保障制度来影响退休后的消费。第三,退休强制制度的冲击直接导致居民消费水平相比退休前下降了 15.7%。在消费结构的影响方面,与工作相关的衣着、邮政通讯交通类支出下降比例分别为25.6%、12.2%,退休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下降了 23.3%,居住类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支出方面分别增加了 31.8%和23.5%,对教育文娱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上海作为我国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退休冲击对居民消费带来负性影响,居民退休后减少了原有家庭消费总支出的23.20%,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消费结构层面主要体现衣着类下降了 39.3%,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下降了 48.4%。第四,居民退休后高收入区间人数占比减少,而低收入区间相比退休前的比例相应增加;和退休前相比,退休后居民每月伙食费用占平均月支出总费用比重并未发生较大变化,相比退休前,医疗类消费占平均月总支出费用比重在30-40%区间的人数增加了 80%;消费比重在40%-50%区间人数增加了 56%;退休后居民选择"公共交通"退休居民比例较退休前增长27%;他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人际交往,不断提高精神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例。另外,通过对上海市已退休居民的四个典型个案研究,得出:消费行为反哺退休后的日常生活,精神消费是拓展个体兴趣的需要,社会交往是老年消费的动力。并且,老年消费嵌入代际关系。第五,我国在延迟退休年龄制度、养老保险覆盖的人群、支付与社保资金融资方式以及发展老年产业特别是老年市场细分、老年产品科技创新、老年产业发展政策体系、产学研结合、老年产业协会、鼓励老年劳动力再就业等方面有许多可向美国、日本学习借鉴的地方,不仅如此,更要在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转型、增加经济活力方面深入思考,如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企业的自主性与创新能力,进一步扩大内需。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分别为:有效转变家庭居民消费观念,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供给,改进老年消费支出构成;完善养老服务,科学开拓老年消费市场或发展老年产业;贯彻执行"健康老龄化",改变退休消费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