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是人类较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早在石器时代,人类就与牛生活在一起。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每一个民族都离不开牛。本文着重探讨牛在彝族社会生活关系的演变及其规律,以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依存,阐发个人的浅见,提供引玉之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尽绵薄之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历史文献、田野考察、神话传说、对云南石林为中心的彝族牛崇拜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进行进行描述及阐释。本文首次将彝族与牛的关系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远古到唐代,将牛做为神灵顶礼崇拜,彝族将牛作为保护神膜拜;唐代牛作为农业耕作的主要蓄力,与人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方面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为求得农业生产的丰收,牛的饲养十分重要,形成农耕时代的牛崇拜;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化农耕的发展,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日渐减弱,在社会上形成斗牛的风俗。斗牛在节日、旅游中逐渐成为重要的消费活动。斗牛与赌博结缘,赌博成为斗牛发展的重要动力。斗牛将远古以来对牛的神灵崇拜蜕化为商业化世俗化的金钱崇拜。本文通过对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主的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牛的形象甚多,这反映了牛在滇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滇人对牛的崇拜既有将牛视为保护神的象征,又有祈求生育繁衍的意义。自牛成为农耕的主要蓄力后,对牛的神灵崇拜与精心养护并重。牛崇拜逐渐趋向实用、务实。衍生出来的牛文化大多与精耕细作、踏实勤劳、坚忍不拔相关。人类牛崇拜的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凡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或民族,该地区及民族的牛崇拜现象就越典型,其相应的牛文化亦越丰富。盖牛对于生活于这一地区的民族或族群而言,牛实乃维系该民族或族群生存及发展须臾不可或缺之极为重要之工具。当机器已替代牛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时,牛只有走下神坛,成为该地区民族的食物或玩物。这在当代云南彝族群体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体现。牛具有性情温顺、吃苦耐劳、健壮有力、坚忍不拔等性格特征,而这些特征亦为人类所需要及推崇。在彝族对牛的崇拜中,也有自强不息,坚持不懈,英勇不屈的理念,成为重要的民族性格与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彝族牛崇拜,不仅仅只是对牛的单一崇拜,也是对整个大自然的崇拜,与“天人合一”及“道法自然”为主要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牛的具象敬畏崇拜,衍生为对自然的敬畏崇拜。从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发展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与价值取向,这是彝族牛崇拜的核心。本文研究认为:彝族先民的牛崇拜及牛文化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以及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彼此作用及反作用,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或现象。作者考察后认为:从历史演变过程看,彝族牛崇拜及牛文化经历了如下一个历程:即由发生、发展到鼎盛,而后渐趋衰落,及至当下呈现再度复兴之态势。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干扰。本文并首次对这一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初步划分。本研究认为:在工业文明之后,人类不可避免地将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中国古代先贤的生态理念为当代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先哲深刻洞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指出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同为一体,“天人合一”,故对自然的尊重,也就是对人的尊重。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平等地对待世间万物,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容共生、互利共赢及共同发展。“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会造成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严重毁坏,也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及发展造成严重伤害。这些闪耀着深邃智慧光芒的生态理念,充分反映出中国先哲对人与自然关系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对当代人类而言,实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容共生的和平世界的强大思想渊源和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