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作为现今世界经济一种主要投资管理方法,它不但可以透过投入资金和管理技术重塑表现不佳的公司,同时还可以为优秀的企业变为卓越的商业机构,从而为社会带来利益。私募基金的独特组织架构,相比其他投资管理公司往往能够为投资者和管理人带来更高的实质经济回报。与此同时,由于私募基金的投资金额巨大,相比其他投资方法,它的投资风险更高和其对全社会的影响更大,亦往往会更容易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为投资者和全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因此,利用法律手段来监管私募基金,从而保障投资者、金融行业和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在最近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试图建议制定针对私募基金的单行法规,尤其是外商投资的人民币私募基金,从而希望理顺关于私募基金的法律法规问题,来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并且希望从企业管治角度指出利用法律手段管理私募基金的必要性。　　 私募基金,又可以称为私人股本基金或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其名称来源于英语Private Equity。私募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是私人控股公司、房地产或其他资产。私募基金的运作模式首先从投资者募集资金,然后设立一个基金作为投资工具。而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又称共同投资基金,互惠基金,或称对冲基金)虽然投资属于金融投资工具,但是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由于私募基金的独特性,他们在金融市场的角色亦会有其独特的功能。正由于法律在监管公募基金方面的发展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对于私募基金的法律监督却没有进展,一直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而导致法律监督私募基金处于这种停滞不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私募基金的组成和投资形式相对特殊。首先私募基金根本就是很难利用文字或法律条文来明确表达出来的一种投资运作形式。一般的有限公司的商业运作可以用公司法和其他相关的行政法规来监管。并且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在企业管治方面也有着监督管理层的功能。可是由于私募基金的独特性,私募基金公司的董事会在实际上往往很难保护股东的利益,尤其是小股东的利益。在外部监督方面,无论监管者、金融行业、和其它专业人员和机构都难以针对私募基金做出有效和实质监督来保障投资者、商业机构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透过研究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至海外普通法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希望找到一些法律和行政手段来监督私募基金的方法。虽然世界各地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都有所不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地所面临的问题都大同小异,尤其是在金融监督方面,如何避免金融危机和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补救方法成为了热门课题。中外法律制度对于私募基金相同的地方,就是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必定有一个监管金融行业的机构存在,监管金融行业的整体发展。并且,所有地区都尽可能利用立法手段来保障投资者利益。在差异方面,中国内地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外国大部分已发展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这两大社会环境之不同,中外的法律亦自然地有明显的差异。针对于私募基金的有关法律来看,由于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普通法,一般的商业活动都是以案例为骨干,尤其是那些关于合同法的概念都是来自于案例而并非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并且普通法国家或地区的司法机关一般都是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关,并且非常重视个人或法人对于财产的权利,加上普通法的审讯程序倾向辩论和对抗形式,因此律师的角色相当重要。亦由于商业事务牵涉法律问题很多,尤其是金融行业需要面对各方面的法律,如果企业在大陆法系地区营运,企业不但需要熟悉当地的法律条文,而且如果当各种法律条文互相冲突的时候,企业对于风险和回报的计算实在难以掌握。但是如果金融企业在普通法地区运营的话,由于当地是利用案例附以一些监管条文来判决商业争议,加上有效的律师制度,金融企业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相关法律的要求和结果,易于作出商业决定。因此,在金融业发达的地区一般都是实行普通法的地区。　　 由于中国内地尚未制定私募基金的单行法规,而且现在都是依据《公司法》、《信托法》、《合伙企业法》和《证券法》等的基本法律及不同部门的规章,因此,各项有关私募基金的金融法律制度容易出现不兼容问题。虽然金融产品和服务日新月异,法律制度的创建往往比不上金融发展的速度,但是由于私募基金不单对整个金融行业息息相关,而且私募基金更会对整体社会带来很严重的潜在风险,因此本文建议内地必需制定私募基金的单行法规,尤其是外商投资的人民币私募基金,从而防止由于私募基金所引起的严重经济和金融问题,并且建议利用法律手段,理顺关于私募基金的法律法规问题来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所以本文建议从《公司法》出发,以透过限制投资领域、强化治理结构、完善基金监管、规制税收运作这几方面来完善私募基金的法律制度。在一国两制的大前提下,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对于协助内地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和相关法律制度是义不容辞的。由于特区内实行普通法制度,在短期来看,金融行业尤其是私募基金比较合适在普通法制度中萌芽和发展。香港可以作为内地发展私募基金的一块试金石,利用香港的特殊法律环境,让私募基金可以同时在香港和内地运营,让内地有更充足的时间针对私募基金发展和优化现有相关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