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我国正面临能源约束趋紧和环境污染严重问题。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和环境的和谐共处,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如何通过有效的环境管制和能源政策来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和实现环境的改善,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相关研究来看,大家普遍认为,在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三大目标实现途径选择上,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效率是最有效和最环保的方式。不过已有证据显示,能源效率的提高并不能实现预期的能源节约,因为能效提高期望节约的能源量有可能因为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等机制所产生的更大的能源需求所抵消,即能源回弹效应的产生。能源回弹效应使得能效政策大打折扣,所以,解决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问题,能源回弹现象作为能效提高的伴生物必须予以重视。另外,环境管制作为政府进行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其在关注污染物减少的同时,相关节能减排措施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能源的使用效率,进而对能源的回弹效应产生影响。环境管制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回弹效应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影响?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还稍显薄弱,也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各省份2000-2017年间环境管制水平、全要素能源效率和能源回弹效应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了环境管制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主要得到如下一些结论:第一,从环境管制与能源效率测度结果来看,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衡量方式下,我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性较大,且整体水平偏低,2000年以来总体呈下降趋势。而且,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来看,我国的能源效率水平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未来我国还有很大的节能空间,依靠技术进步依然是实现节能的有效手段。基于熵值法的环境管制综合指标测度结果则显示,我国的环境管制也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性,综合管制水平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大于中西部地区。第二,从环境管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可以得出,在理论上,同一企业在同一能源用量之下,当所面对环境管制方式不同时,该能源用量所隐含的能源效率并不相同。即环境管制对企业的能源效率是有影响的,且不同的管制方式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不同。而且,合适的环境管制方式也是提升能源效率的策略之一。而基于内生视角的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的实证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方式对能源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和较强的正向冲击,经济激励型环境管制方式对能源效率也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正向冲击强度不大,自愿意识型环境管制方式统计上不显著,且呈负向冲击;但从方差分解各种管制方式对能源效率增长的长期累积贡献来看,自愿意识型环境管制的贡献均高于其它两种方式。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未来管制方式应从命令控制到经济激励和自愿意识的多元化方向发展。第三,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考虑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的能源回弹效应的测算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回弹效应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均呈现“过火效应”,并呈现一种先升后降的趋势,这正好说明我国能源效率在不断提高但能源消费却持续攀升的基本原因。另外,我国能源回弹效应也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性,西部回弹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第四,从环境管制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研究可以得出,理论上,环境管制对短期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主要与能源要素的调整方向有关。而长期,由于所有要素都是可以自由调整的,在能源与非能源要素的替代作用,企业的产出机制和市场价格调整机制等多因素的影响下,环境管制对能源回弹的影响则具有不确定性。而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方法的实证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不断调整过程中,不同的环境管制方式对能源回弹效应具有不同的作用。（1）当以产业结构为转换变量时,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先是加剧了能源的反弹,后转变为抑制作用,经济激励型环境管制由于相关市场机制并不是太完善,总体加剧了能源的反弹,但随着产业结构优化,这种趋势有明显的减弱;（2）以能源消费结构为转换变量时,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管制总体上加剧了能源的反弹,但随着能源消费结构的不断调整,管制效果逐渐显现,加剧作用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