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我国的贫困地区能否实现，如果这些地区达不到小康社会，这将不是全面意义上的小康。对于这些落后的地区来说，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地方政府财源有限，不可能为当地居民提供良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这些地区，中央一直采用“资金+政策”的方式来支持当地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定贫困县一直享受上级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特别是2000年之后，国家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越来越大，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一些国定扶贫县选择甘愿“贫困”，甚至通过减少自有财政收入“做穷”自己，大量的转移支付被用作集体消费和贪污腐败，转移支付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以及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因此，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研究，真正发挥转移支付的作用，否则，无论转移支付的规模有多大，扶贫县仍将摆脱不了贫困的面貌。　　一般来说，越是贫穷的地区，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就越大，地方政府的收支行为直接决定了转移支付所取得的效果，毕竟每一笔钱都是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来实现。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本文以592个国定扶贫开发县作为研究的重点，分析这些享受财政转移支付最多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到底如何变化。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文以全部国定扶贫县为研究对象，对国定扶贫县的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支状况、转移支付状况进行必要性的背景介绍。可以发现，在进入2000年之后，国家对扶贫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断加大。除此之外，本文还简要分析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力均等化的效果，发现在实施转移支付后，国定扶贫县之间的财力变异系数明显缩小，转移支付在财力均等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其次，本文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收入行为的影响。在具体内容的研究上，本文主要从转移支付与扶贫县财政收入相对规模的关系进行研究，同时利用财政努力度考察地方政府是否存在降低财政努力度的行为。考虑到分税制条件下，地方政府会对不同税种有所“偏好”，因此，本文还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负的变化情况。从研究的结果来看，地方政府面对大规模的转移支付，的确存在“藏富于民”的行为，整体税负也有所下降，通过对国定扶贫县财政努力度的分析，也进一步证实转移支付引起了地方政府财政努力度的下降。　　再次，在研究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中，本文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变化，并对支出规模与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研究的结果来看，随着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国定扶贫县无论是财政支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对于两者的关系，既有财政支出需求扩大引起转移支付增加的情况，也存在转移支付扩大引致财政支出扩大的情况。此外本文还验证了“粘蝇纸”效应的存在，说明转移支付相对于自有财政收入更能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在研究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中，本文除了从整体上分析净转移支付总额以及各类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之外，还利用地方政府可支配转移支付的“增量收入”与“既有收入”的不同，考察转移支付增量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从实证结果来看，净转移支付总额对各类财政支出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别转移支付的效果并不相同。而转移支付增量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可能更加偏向行政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农林水务支出，而对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并不显著，在此，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也对增量转移支付进行了分解分析，详细分析各类转移支付增量对国定扶贫县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最后，本文考察了财政供养人口与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越是贫困的地区，地方政府越有增强自身政治网络的动力，大量的转移支付被用于“养人”。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转移支付的确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增加起到了正向作用，而且力度远大于自有财政收入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　　最后，考虑到“老、少、边、穷”四个地区本身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同时，国家对每个地区的转移支付政策也不尽相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地区将会得到更多转移支付政策的支持。因此，本文在对整个国定扶贫县研究的基础上，也对这四个地区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内容上，首先仍然对各个地区基本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支状况以及转移支付状况进行简单的介绍，可以发现，国家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以及边疆地区的转移支付远远超过特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在研究转移支付对四类地区财政收入的影响中，除边疆地区地方政府的行为较为复杂之外，其它三个地区财政收入规模都有下降的趋势，整体税负也在下降，在对四个地区财政努力度的研究中，也进一步证实转移支付引起了地方财政努力度的下降。在研究转移支付对四类地区财政支出的影响中，四类地区都表现出了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均存在“粘蝇纸”效应。在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中，除边疆地区之外，本文仍然采用转移支付整体与增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分析，并通过拆分分解的方式，更加深入的进行研究。从实证结果来看，净转移支付总额对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基本相同，但不同类别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的财政支出影响差异较为明显。这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都有着重大关系。除此之外，本文仍然考察了转移支付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关系，验证是否存在大量转移支付用于“养人”的现象，从实证结果来看，得到的结论与整体贫困县分析一致，转移支付的确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增加起到了正向作用，而且力度远大于自有财政收入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关于这四类地区的研究内容具体分布在整个国定扶贫县研究的各个章节中。　　基于以上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作为全文研究的归宿，本文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随着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当地方政府变的“相对”富裕之后，国定扶贫县在自有财政收入与转移支付之间，可能会有所权衡，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随着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无论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对规模，还是财政收入的绝对规模，均存在下降的情况。这将导致国定扶贫县越来越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这直接损害了转移支付的“效率”;(2)在各类转移支付与财政努力度的相关关系中，除了税收返还系数为正之外，其它类别转移支付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可见，随着转移支付的增加，地方政府降低财政努力度的行为非常明显。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人均净转移支付显著的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度，从分地区的考察中，“老、少、边、穷”均存在这种情况。这说明，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激励地方政府收入的积极性方面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3)随着转移支付的增加，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很可能会降低税负，同时在分税制条件下，各个税种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不同，征税机关不同，地方政府对这各个税种的“偏好”也不相同。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宏观税负的确处于下降的趋势，但各个税种的实际税负差异较大;(4)本文在分析新增扶贫县以及剔除扶贫县的情况时，可以看到无论是“八七”扶贫时期还是2001年之后的扶贫时期，任何县在加入扶贫县名单之后，大量的转移支付都会使地方政府降低财政努力度以及整体的宏观税负;(5)随着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国定扶贫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也随着大幅增加，但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自身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不相同。在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净转移支付还是无条件转移支付均存在明显的“粘蝇纸”效应，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远远大于地方政府自有财政收入所带来的影响。在对“老、少、边、穷”四个地区的考察中，也都存在着“粘蝇纸”效应，其中民族地区扶贫县的“粘蝇纸”效应最为明显;(6)在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中，随着转移支付的增加，地方政府主要偏向教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支出，但在分类转移支付中，不同类别的转移支付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并不相同。在转移支付的增量分析中，可支配财政转移支付的“既有收入”主要投向了教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支出，而“增量收入”部分并没有特别偏向某一类财政支出，但这并不意味着转移支付增量部分平均分配到每一个财政支出项目上。对于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本文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本身的“主动”行为造成的，但另一方面是由于转移支付制度本身造成的;(7)在对新增扶贫县以及剔除扶贫县考察中，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进入扶贫县名单的县，在转移支付大量增加的情况下，“粘蝇纸”效应要大于非贫困县的县，而在财政支出结构上，进入扶贫县名单的县，其行政管理支出所占比重并不高于非扶贫县，而且教育支出占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以及生产性支出占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都大于非贫困县的情况。这说明，表面上可能扶贫县与非扶贫县的支出格局基本相同，但内部结构的变化差异较大。当然，转移支付的增加也会引起新增扶贫县地方政府收入的策略性行为，以往所偏向的行政管理支出以及教育支出，在新时期转向为保障农业生产的农林水务支出;(8)任何财政支出项目都有可能带来财政供养人口的膨胀，在实证分析中，无论是净转移支付总量，还是分类别的转移支付，都促使了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口的增加，而“粘蝇纸效应”在此处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