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是民国时期历时十五年之久的社会改造运动，是中国社会建设史上一件不得不提及的事件。在中国全面调整发展路径，着力加强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当下，对它的考察，不仅有着突出的“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从政治发展史角度看来，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社会过程分析，无疑也有着显见的学术意义。从新生活运动的发展过程上观察，该运动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领导思路，不同的工作重心和目的。作为一项自上而下，政治目的性明显的社会改造运动，国民政府借助这项运动欲达到动员各界社会力量增强其统治的合法认同，解决其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困境的目的。现代政治学认为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地域性的政权，实现中央政权的集中统一、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公共机构手中的政治整合过程，形成一个统一集中而有效运行的中央权威，政权才具有其合理性或称之为理性化。考察以碎片化社会为基础的近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是“权力的来源”，蒋介石所倡导的把个人生活纳入国家范围的新生活运动无疑是以组织化强制整合破碎的社会的一种尝试。新生活运动并没有形成自身完整独立的理论系统，而是糅合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蒋介石改造后的三民主义、以及当时盛行的德意复兴采用的军国主义等种主要思想，其中，儒家的“礼义廉耻”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基本规范。国民政府以一种强硬甚至是独断的姿态宣布新生活运动作为社会整合的主要手段。对全社会进行大规模的组织整合、价值整合、以及个人的行为整合。在此三方面的整合目标的思路下，本文将揭示国民政府当局如何开展党内的组织准备，民众团体组织如何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下寻求自身发展空间，保甲制作为同期开展的社会基层治理体制，又是如何将新生活运动这项由权力主导的社会改造运动与社会中的具体个人连接在一起的。国民政府的价值整合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由于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伊始便带有领导者个人偏好的色彩，所以在运动阶段运动的具体领导人发生变更之后，这种价值目标便随之发生转变。当蒋介石的儒家道统遇到了质疑的声音，宋美龄价值诉求中的基督教色彩便占了上风。作为一项社会建设运动，个人行为的整合是改造运动的基础，正是通过对个人行为整合过程的考察，才真正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这项社会改造运动最终的结果没有达到发动者们的目的？新生活运动又为什么会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