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山东普济堂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慈善思想的渊源主要是以历史悠久的儒道佛等三家思想为出发点。儒家的“仁义”学说,道家的“因果报应说”,佛教的“生死轮回说”,《太上感应篇》等慈善书籍的传播,也深化了世人对慈善的理解,促使其投入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中来;其次,是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来探索,历代统治者大都实行养民、惠民的政策,赈济鳏寡孤独之人;就山东地区而言,普济堂的发展离不开其地区性的特点,在山东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国家直接参与到普济堂等慈善事业的发展中来,社会的稳定、政府的推动是山东普济堂兴起的重要原因。普济堂的兴起,与养济院的不足是分不开的。由于养济院奉行本籍主义、定额主义,对接受对象和人数的限制,使得很多鳏寡孤独之人得不到救济,这是普济堂兴起的直接原因之一。此外,部分地区地方官不严格监督执行赈济政策,养济院很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养济院的实际运营和效果会大打折扣,这也是普济堂兴起的原因之一。清代山东普济堂的产生,源自于雍正年间的诏令,经乾隆朝进一步的推广而逐渐发展壮大。康熙曾对京师兴起的民办普济堂予以褒奖的态度,雍正二年颁布上谕,支持官民合办的普济堂的发展。乾隆时期则是加大政府在普济堂等慈善事业中的参与力度,使之更加官方化。清代山东普济堂的发展概况,可从其分布范围、建置规模、资金来源、接收对象、具体运营等五个方面进行详细的阐述。山东普济堂基本普及与州县一级,建制规模相对完善。山东普济堂普遍建设于雍正时期,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官民为主,乾隆时期,政府则加大了对普济堂的支持,此后的普济堂则更加官方化,至清后期,由于社会的动荡,普济堂等慈善机构的运营效果是远远不如清中期。清代山东普济堂弥补了养济院的不足之处,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缓和了社会矛盾。对于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