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