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新的启蒙时代，知识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荣光，高扬的人性旗帜使大写的“人”一路高歌走向金碧辉煌的圣殿。彼时，文化大革命的阴霾尚未从人们心中全然消退，历经灾难的知识分子们再一次激情澎湃地冲动起来，由伤痕文学发轫，深情抒写伤逝的青春，沉痛缅怀被时事戕害的身体与灵魂，一场声势浩大的拯救与疗治的文学大戏就此拉开帷幕。刘心武们手舞启蒙大纛，用他们温敏淳厚的师者之风引导受伤灵魂地回归，努力培育伟岸正直、崇高壮美的灵魂。　　新时期的启蒙者们试图树立一种恒定的价值目标，一劳永逸地作为航行导标。笔者通过对这段时间小说文本的细致梳理，在流动的情节中做微观的切口分析，惊讶地发现，表面和谐一统的人物塑造与情节安排的背后，竟然暗藏着几多的不合时宜；作者努力支撑着宏大叙事框架，偏执地规定着预设的偏狭主题。不经意中主题已然分岔，即便是理想主义张扬的新时期文学的前半期（1978---1985），意识形态的大一统格局里也出现裂痕，一种新的话语正悄然萌生。80年文学以强化人的价值为基本立场，这个“人”经历了一个由鬼到人，由人而神，再由神到人的回归过程，卢新华、刘心武、谌容、张洁、苏叔阳的作品一路读下，不难发现前述变化。无论字面如何流畅圆润，背后总能窥视出一种分离与对抗，理想主义豪情满怀，无往不胜的优势渐次消解，高调的潮流中时或也滋长了裂变与衰退，乃至转而陷入张皇疲惫与落寞后的反思、怀想。　　先验的文化与道德上的优势，使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成为高擎“理想主义之灯”的先行者、领路人，理想主义也自然演化为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同时也正是他们的敏感多情，注定先人一步地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落寞与失语。　　作为精神标示的“师者”以及作为道德榜样的“医者”是一种权威象征，这种权威通过社会文化积淀的方式降解到那些先验角色意识浓厚的知识分子身上，首当其冲地担当起了推动现代启蒙思想发展演进的形象代言重任。延续了“五四”尚未完成的反封建任务，新时期的启蒙再度震响了时代钟声，激动了万千国人。然而，曾经的广场演讲，“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激动画面渐次“一去不复返”，丑陋、渺小、卑微与无奈的被动生存场景纷至沓来，杂糅于新时期前半期（1978——1985）的理想主义的激情中。看似二元对立的冲突，正在被一种差异多元海纳百川的包容思想所降解、消化。那个给我们留下膨胀着理想文化主调印象的80年代叙述，毋宁说只是一个恢宏壮大却又模糊暧昧的节点，它本身便是同质表象下充满异质性因素的断裂地带，尽管包裹严实，却又处处显露出“异质”边角。　　在文学走入新世纪的今天，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成为文学史研究执着当下、展望未来的重要内容。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构成，80年代文学的文学史价值不言而喻，对80年代文学的不断阐释也就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本文拟以1978至1985年间文学作品中的“师者”与“医者”形象的塑造为切入点，重新审读新时期文学前期理想主义思潮。权作“重返八十年代”思潮的或一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