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造成企业绩效差异的关键，是组织在竞争的动态环境中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最重要来源。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知识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也成为目前管理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现有研究从知识获知、学习能力、知识管理和知识创新等多个角度研究了知识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选择从权力的角度出发探究知识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本文之所以选择权力作为研究视角是基于如下三方面的考虑:其一，权力是企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企业的基本出发点。因此，以权力为视角可以从企业的根本层面出发探究企业成长问题，“伯利-米恩斯命题”的提出正是这一思路的典范;其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这是一个在哲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等领域得到广泛认同的一个观点，以权力为视角可以关联知识的资源特性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其三，就现有研究看，对于企业成长因素的研究尚未涉及知识权力，以此为视角可以为企业成长命题贡献新的内容。　　就企业权力的来源和归属问题而论，尽管“股东主权”观点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十分充分的接受，然而股东权力并非企业内部唯一的权力，知识也是权力的重要来源，知识权力使知识的拥有者获得了与股东进行权力博弈的能力。由于权力目标的冲突，在企业这一谈判平台上，一方权力的增强往往带来一方权力的减弱。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被依赖性提升了其在企业内的资源地位，也强化了知识权力的势力，在股东权力和知识权力分离的状态下，知识权力会弱化股东权力。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知识权力削弱了股东权力对于知识资源的控制能力。知识在最初总是体现为个人知识，由于知识的产权特性，股东虽然可以向受雇的专家下达工作指令，却无法像支配企业其他资源那样通过行政式的命令支配专家知识;二是知识权力削弱了股东权力对于权力分派的控制能力。本文运用描述型模型进行比较分析，论证由于知识权力的存在，股东向专家下放权力不是一个完全由股东权力掌控的过程，而是知识权力与股东权力的博弈过程，其结果将加大股东权力的下放，弱化股东对于权力分派的控制能力。　　本文通过问卷和访谈的实证方法为上述理论结论提供经验证据。本文以知识分享水平作为知识权力状况的负向代理变量，以组织政治作为所有者权力状况的负向代理变量，通过检验知识分享水平和组织政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获得支持理论模型推论的证据。本文还整理了企业访谈获得的信息，访谈了解的情况也表明知识割据与组织政治确实密切相关。因此，本文认为，在知识权力的影响下，股东不再是拥有绝对权力的雇佣者，股东权力受到了来自知识权力的限制，知识权力与股东权力的背离会削弱股东的权力。　　知识权力分离对股东权力的弱化会构成企业成长的阻滞，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会降低企业组织知识的形成和使用。如果员工认识到知识会增加他们的谈判能力，那么他们显然更愿意隐藏知识而不是将知识分享出来;二是会降低企业的集权效率。知识权力赋予了知识所有者寻租的能力，这会造成企业内耗，阻碍企业成长;三是会降低对股东投资的激励。持续的投资是企业成长的支持力量，而知识权力的分离可能造成企业成长中的投资不足。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企业成长的阻滞，因此说，知识权力分离会产生对企业成长的负向影响作用。这是本研究基本的理论推断。　　本文以香港创业板高科技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对知识权力分离和高科技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所需要的主要数据没有现成的数据库可用，本文通过搜集、整理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招股文件、年报等资料，建立了一个专门数据库。本文以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转为主板上市作为标志企业成长的特定事件，以知识权力分离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对实证假设进行了检验。关于企业成长的单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权力分离的高科技企业转板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对照组。关于企业成长的多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知识权力与股东权力的分离这一变量能够更好地解释转板事件的发生，而且权力分离与转板可能性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领导者是创始人虽然会对企业转板起到促进作用，但创始人身份和股权激励计划并没有对权力分离造成的负面影响起到调节作用。　　本文用金蝶和用友两个企业的案例来进一步佐证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围绕知识权力分离问题，本文对相应的制度设计进行外延性的讨论。降低知识权力与股东权力的分离程度有两条路径:一是股东权力向知识权力转移;二是知识权力向股东权力转移。本文认为，路径的选择应依据知识权力与股东权力的势力对比而定。　　总之，本文论证了知识权力与股东权力的背离会对企业成长产生负向影响，从而揭示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面临的一个困局:企业成长依赖于知识，但是知识本身也可能内生了成长的阻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