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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是以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为地方经济提供金融服务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特殊金融机构，城商行可以说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起初的城商行经营区域被限制在单一城市，“立足地方，服务中小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使得城商行在所在城市快速发展起来。经过19年的发展，城商行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据银监会2013年年报显示，城商行的资产规模已经占到整个银行业的10.3％。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在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客户对跨区域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单一城市制”的经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城商行客户的需求，使得城商行流失了部分优质客户。在此背景下，城商行不管出于留住优质客户还是扩大自身规模的考虑，都对“走出去”有迫切需求。
2004年11月，银监会发布《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银监会开始逐步放开对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到2006年4月26日，上海银行宁波分行开业，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正式开始跨区域经营。到如今，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已经发展超过8年，许多城商行纷纷在各地建立异地分行，跨区域经营进行的如火如荼。在城商行跨区域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问题，如盲目跨区域，缺乏人才，市场定位不清等。因此笔者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城商行作为盈利机构，进行跨区域经营无非是为了扩大资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提高收益水平，降低风险水平。但这样已经背离了城商行初期“立足地方，服务中小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加之跨区域经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城商行通过跨区域经营能否实现为城商行提高收益水平、降低风险的目标？本文带着这个疑惑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对城商行的风险与收益水平影响进行研究。具体结构如下
本文首先对论文的背景、研究意义、大致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进行说明。
第二章对国内外现有文献进行简单概述，同时参考国内外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理论研究发现，模经济理论、发展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支撑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三大基础理论。通过对着三大基础理论的简单介绍，方便读者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理论基础有所了解。
在第三章中，首先介绍了整个城商行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从城商行的前身城市信用社到城市合作银行，再到最后的城市商业银行。从城商行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城商行的每一次巨大变革背后都有政府在推动，可以说城商行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缩影。通过查阅相关数据发现，目前的城商行已经成为继中国大型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后，银行业第三大集团。之后从金融市场与城商行自身两个角度出发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动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单一城市”制度对城商行造成的影响。
第四章对跨区域经营给城商行带来的好处与伴随而来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介绍了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最常用到的三种跨区域模式——异地设立分行，异地重组，异地参股控股。通过分析这三种模式各自的优缺点，对不同实力的城商行选择跨区域经营模式提出建议。通过分析发现跨区域经营扩大了城商行的资产规模、分散了城商行的违约风险、提升了城商行的品牌价值、留住了城商行的优质客户。之后提出了四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后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即城商行股权结构不合理，对异地分行控制力差;城商行市场定位不清，难以形成竞争力;城商行人才储备少，缺乏创新能力;跨区域经营目标过于集中，缺乏合理规划。这些问题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是否能够达预计的收益与分散风险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第五章的实证分析部分，笔者以20家规模不同的城商行为样本，样本平均分布于所有已进行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根据城商行2006年才开始进行跨区域经营，选取了这20家城商行2007年到2013年7年间的相关数据构成整个面板数据。在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上，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衡量城商行收益的指标，选取不良贷款率(NPL)作为衡量城商行风险的指标。解释变量上，考虑到影响城商行风险收益的诸多因素与实际的数据收集难度，最后本文选择银行总资产(TA)代表资产规模，滞后一期的异地分行数(NUM)代表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程度，选择存贷比(A/L)代表城商行经营的激进程度，选择总行所在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PGDP)代表外部环境，同时考虑到公司治理结构对风险收益的影响，加入虚拟变量——第一大股东的性质(XZ)，代表城商行治理结构。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程度与城商行的收益呈负相关，即城商行跨区域经营降低了城商行的收益水平。在风险方面，城商行跨区域程度也与城商行的风险呈负相关，这说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降低了其风险水平。这与第四章提到的城商行在跨区域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许多城商行不按照自身实际情况，在人才储备不足、股权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盲板进行跨区域经营，导致城商行在投入巨大财力设立开展跨区域经营后，很难形成有效市场竞争力，投入产出水平低下，甚至难以收回成本。
第六章结合前文分析对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提出一些建议。对城商行自身来说，在面对从资产规模、管理水平、品牌知名度等多方面都与无法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的情况下，城商行应该明确自身服务中小企业与零售业务的市场定位，做精细化服务，不盲目进行跨区域经营。其次，应该充分发挥城商行自身的特色，鼓励差异化经营，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以差异化经营形成自身特色，以此作为城商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还应做好人才的吸收与培养工作，为银行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与薪酬激励措施，增加银行员工对银行的认同感，促进银行可持续发展。最后，城商行应该努力完善自身风险管理体系与内部治理结构，提高银行自身的风控能力与管理能力，为跨区域经营打下良好基础。在跨区域经营时，应做好合理规划，可以多选择一些经济欠发达，市场发展空间大的地区进行跨区域经营。对监管部门来说，首先应该对银行业实行分类监管。在市场准入上，在考虑银行资产规模的同时，应该加强对风险因素的考虑。在对跨区域经营的监管上，应当根据城商行的规模、经营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给予不同的城商行不同的经营范围，避免盲目向外扩张。对于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跨区域给予不同的准入条件，通过提高发达地区准入条件，降低欠发达地区准入条件来引导城商行进行合理的跨区域经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其次，应该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消除城商行的后顾之忧。解决城商行为防止被吞并与获得政府“特殊照顾”而盲目扩大规模的问题，使城商行能更好的按照自身情况发展特色化经营。
由于之前的学术研究大多从理论角度对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进行分析。本文欲通过bankscope数据库与各城商行年报提供的数据做面板回归，以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风险收益进行定量分析，为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加之城商行多未上市，年报披露上并不规范，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无法获得数据，本文无法用“X效率”衡量城商行收益水平。由于城商行的经营风险与操作风险无法量化，只能用不良贷款率来代表城商行的风险水平，无法对城商行所有风险进行概括。从而导致分析结果可能与实际结果有一定出入，有待进一步研究。
2004年11月，银监会发布《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银监会开始逐步放开对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到2006年4月26日，上海银行宁波分行开业，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正式开始跨区域经营。到如今，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已经发展超过8年，许多城商行纷纷在各地建立异地分行，跨区域经营进行的如火如荼。在城商行跨区域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问题，如盲目跨区域，缺乏人才，市场定位不清等。因此笔者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城商行作为盈利机构，进行跨区域经营无非是为了扩大资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提高收益水平，降低风险水平。但这样已经背离了城商行初期“立足地方，服务中小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加之跨区域经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城商行通过跨区域经营能否实现为城商行提高收益水平、降低风险的目标？本文带着这个疑惑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对城商行的风险与收益水平影响进行研究。具体结构如下
本文首先对论文的背景、研究意义、大致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进行说明。
第二章对国内外现有文献进行简单概述，同时参考国内外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理论研究发现，模经济理论、发展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支撑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三大基础理论。通过对着三大基础理论的简单介绍，方便读者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理论基础有所了解。
在第三章中，首先介绍了整个城商行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从城商行的前身城市信用社到城市合作银行，再到最后的城市商业银行。从城商行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城商行的每一次巨大变革背后都有政府在推动，可以说城商行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缩影。通过查阅相关数据发现，目前的城商行已经成为继中国大型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后，银行业第三大集团。之后从金融市场与城商行自身两个角度出发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动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单一城市”制度对城商行造成的影响。
第四章对跨区域经营给城商行带来的好处与伴随而来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介绍了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最常用到的三种跨区域模式——异地设立分行，异地重组，异地参股控股。通过分析这三种模式各自的优缺点，对不同实力的城商行选择跨区域经营模式提出建议。通过分析发现跨区域经营扩大了城商行的资产规模、分散了城商行的违约风险、提升了城商行的品牌价值、留住了城商行的优质客户。之后提出了四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后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即城商行股权结构不合理，对异地分行控制力差;城商行市场定位不清，难以形成竞争力;城商行人才储备少，缺乏创新能力;跨区域经营目标过于集中，缺乏合理规划。这些问题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是否能够达预计的收益与分散风险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第五章的实证分析部分，笔者以20家规模不同的城商行为样本，样本平均分布于所有已进行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根据城商行2006年才开始进行跨区域经营，选取了这20家城商行2007年到2013年7年间的相关数据构成整个面板数据。在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上，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衡量城商行收益的指标，选取不良贷款率(NPL)作为衡量城商行风险的指标。解释变量上，考虑到影响城商行风险收益的诸多因素与实际的数据收集难度，最后本文选择银行总资产(TA)代表资产规模，滞后一期的异地分行数(NUM)代表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程度，选择存贷比(A/L)代表城商行经营的激进程度，选择总行所在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PGDP)代表外部环境，同时考虑到公司治理结构对风险收益的影响，加入虚拟变量——第一大股东的性质(XZ)，代表城商行治理结构。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程度与城商行的收益呈负相关，即城商行跨区域经营降低了城商行的收益水平。在风险方面，城商行跨区域程度也与城商行的风险呈负相关，这说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降低了其风险水平。这与第四章提到的城商行在跨区域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许多城商行不按照自身实际情况，在人才储备不足、股权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盲板进行跨区域经营，导致城商行在投入巨大财力设立开展跨区域经营后，很难形成有效市场竞争力，投入产出水平低下，甚至难以收回成本。
第六章结合前文分析对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提出一些建议。对城商行自身来说，在面对从资产规模、管理水平、品牌知名度等多方面都与无法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的情况下，城商行应该明确自身服务中小企业与零售业务的市场定位，做精细化服务，不盲目进行跨区域经营。其次，应该充分发挥城商行自身的特色，鼓励差异化经营，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以差异化经营形成自身特色，以此作为城商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还应做好人才的吸收与培养工作，为银行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与薪酬激励措施，增加银行员工对银行的认同感，促进银行可持续发展。最后，城商行应该努力完善自身风险管理体系与内部治理结构，提高银行自身的风控能力与管理能力，为跨区域经营打下良好基础。在跨区域经营时，应做好合理规划，可以多选择一些经济欠发达，市场发展空间大的地区进行跨区域经营。对监管部门来说，首先应该对银行业实行分类监管。在市场准入上，在考虑银行资产规模的同时，应该加强对风险因素的考虑。在对跨区域经营的监管上，应当根据城商行的规模、经营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给予不同的城商行不同的经营范围，避免盲目向外扩张。对于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跨区域给予不同的准入条件，通过提高发达地区准入条件，降低欠发达地区准入条件来引导城商行进行合理的跨区域经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其次，应该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消除城商行的后顾之忧。解决城商行为防止被吞并与获得政府“特殊照顾”而盲目扩大规模的问题，使城商行能更好的按照自身情况发展特色化经营。
由于之前的学术研究大多从理论角度对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进行分析。本文欲通过bankscope数据库与各城商行年报提供的数据做面板回归，以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风险收益进行定量分析，为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加之城商行多未上市，年报披露上并不规范，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无法获得数据，本文无法用“X效率”衡量城商行收益水平。由于城商行的经营风险与操作风险无法量化，只能用不良贷款率来代表城商行的风险水平，无法对城商行所有风险进行概括。从而导致分析结果可能与实际结果有一定出入，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