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综合实力的迅速增加,客观上使得世界各国日益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现实与潜在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种种忧虑。这些忧虑的集中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面对版本繁多、内容各异的噪音,除了有针对性地批驳之外,中国确实也面临着提出能够同自身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与潜在影响相匹配的指导外交实践的新理念的客观需要。综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安全问题的新认识所凝炼而成的“和谐理念”,可以看作对于中国面临当前国际环境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根据美国学者基欧汉等人的研究来看,观念因素对于国家外交政策与国家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观念就是“世界观”,即对于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能够在总体上统领和左右国家的外交行为。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倡导和实践了将“和谐理念”运用于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特别是运用于各国联合应对非传统威胁的外交实践,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和谐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围绕亚洲救灾问题展开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视角来看,“和谐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是国际关系领域安全问题研究发展在中国的体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新”的安全研究,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新概念的统领下,取得了比较长足的发展。西方国家由于总体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基本已经完全不用担心最为基本与核心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国家生存问题,因此,欧洲学者布赞等人尝试以新的安全主体、新的安全衡量标准与新的保障安全的手段来取代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但如何将这种新的安全范式应用于实践,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和现成的答案。国际社会的具体实践要比理论家的分析复杂得多,简单地全盘接受现有的理论框架与分析结论,并用来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及其著名的“新思维”就是最好的例子,也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因此,笔者认为,在研究“和谐理念”与中国外交实践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找到一个能够适用的问题领域,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由某种单一的理念指导的。如同美国国务卿赖斯曾经说过的,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宣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者”或者“理想主义者”,但是作为一个决策者,必须综合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范式来制定政策。同样,在研究中国外交的“和谐理念”时,笔者认为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非传统威胁”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因为这些“非传统威胁”超越了任何单一国家独自应对的能力,同时也对基于“零和博弈”的传统外交理念提出了直接挑战。相比之下,“和谐理念”的提出,为帮助国家行为体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双赢”乃至“多赢”的外交行为提供了理想的模式。“和谐理念”成为指导中国应对非传统威胁的外交指导原则,乃是中国自身内政与外交历史演进的成果。从内政层面来说,“和谐理念”来源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国家建设路径与目标的思考。谋求一个稳定而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建设国内“和谐社会”的必要保障;从外交层面来说,“和谐理念”的提出,是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对于新中国成立时提出的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总体目标的具体贡献。本文的核心命题是:亚洲救灾合作是体现中国外交“和谐理念”的最佳平台;通过在紧急救灾等方面所进行的卓有成效且反响积极的多边合作,中国所主张的“和谐”已经逐渐取得了亚洲各国的认可;通过在多边救灾合作中的实践,中国正在逐步走上一条不依赖军事手段的新的和平崛起之路,这种崛起方式是与世界的和平同步的,也是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本文主要尝试综合运用案例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努力探索、整理和归纳中国外交的“和谐理念”与新安全观之间的联系,并分析其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实际效果。就本质而言,本文实际上讨论的问题是观念(和谐理念)在实践(中国外交)中的体现,并分析观念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中非传统安全与安全观问题研究的变化,构建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第二部分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安全观,以及由其演变所催生的指导中国外交的“和谐理念”的演进;第三部分侧重于从整体上进一步阐释实践中国外交和谐理念的最佳问题领域,即救灾合作;第四部分选择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亚洲救灾领域的具体合作作为案例,分析和谐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