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是经济实现均衡增长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备受政府和学者们的关注。公共投资不仅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是国家（或地区）实现政治理念和政绩的载体。公共投资中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应，它的发展直接为相关产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支持，公共投资的先期扩张，往往带来私人投资的繁荣，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累积效应。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非均衡性，特别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正在逐渐扩大，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赶上东、中部地区的发展，这也就更突显了研究公共投资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而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了西部各省（区）的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特别是生态环境和科技教育等方面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带动了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目前尚缺乏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地区公共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因此很有必要对西部地区公共投资进行系统地分析。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公共投资在2000-2011年期间均得到了长足发展，规模扩展迅速，增速较高，但是不论是西部地区还是各省（市、区）的公共投资结构中，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社会公共服务投资、教育和科技事业投资所占比重较低，其中社会公共服务投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而呈现出基础设施投资独大的现象。同时，西部地区TFP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技术的退化直接影响着TFP的变化，又加上技术效率提升幅度较小，无法充分发挥科技含量带来的成效，致使TFP波动幅度较大，且多数年TFP值小于1。西部各省TFP增长的主要动因是技术效率的提升，但是因为技术效率的增幅较小，因此其“增长效应”较弱。西部各省（市、区）技术效率收益微弱和技术退化并存。　　公共投资对生产率（TFP、EF和T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公共投资对生产率的产出弹性为0.103-0.974，说明公共投资有利于生产率的增长。公共投资结构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和科技事业投资、社会公共服务投资都对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的贡献最大，其产出弹性为0.717-0.741，教育和科技事业投资对生产率的产出弹性为0.043-0.066，社会公共服务投资对生产率的产出弹性为0.181-0.190，从中可以看出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较大。　　资本深化对生产率起着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率起着负向效应，其对TFP和TP的影响时并不显著;企业规模对生产率起到正向效应，但是所起到的作用只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和技术进步（TP），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对外贸易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一致，对全要素生产率（TFP）起着负向效应，但是能够促进技术效率(EF)和技术进步（TP）的增长;市场化水平对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　　因此，唯有通过优化公共投资结构，扩大投资规模;加大教育和科技事业投资，提高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推进资本深化，促进资本与研发良性互动;调整和完善对外贸易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