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作为文人篆刻发展的高峰期,印人数量和篆刻成就较以往有了较快发展。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篆刻家群体中,以“布衣”身份从事篆刻创作的印人成就斐然,他们的篆刻风格和艺术主张深受身份属性的制约。本文以布衣印人群体的身份特征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布衣印人的篆刻心态和交流活动的各个方面来探析布衣印人的篆刻艺术特征。因生存的需要,布衣印人在对待篆刻的心态上,不再把篆刻看作文人寄情的“余事”,而作为安身立命的事业来看待。受到劝善文化的影响,布衣印人通过编撰“劝善类”印谱来宣扬教化。同时,布衣印人广泛的参与当时文人诗社、雅集和游幕活动中去,一方面解决了自身生计问题,同时增进了篆刻交流,开阔篆刻视野、丰富篆刻内涵,使篆刻社会功用更为具体。通过一些列对布衣印人心态和活动上的考察,乾嘉时期布衣印人的篆刻代表了这一时期篆刻发展的高度。他们主张“印宗秦汉”的思想,保留了文人“嗜雅”、“好古”的情怀,但同时更重视篆刻艺术中“趣味”的表达,使篆刻作品中增添更多的艺术性。布衣印人文化性格要求使他们在面对“印宗秦汉”的篆刻传统时,既能做到维护正统地位,又能做到突破束缚,敢于创新。他们积极投身于金石考据学问中去,结合同时期诗、书、画等艺术理论对篆刻的影响,并灵活转化于自身的篆刻创作之中,开创篆刻新的审美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