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美学潮流与前一个十年呈现出鲜明的反差，涵盖八十年代诗歌的理性、启蒙、主体解放、对自由的诉求等美学理想和对意识形态的抗争逐渐被冷落，淡化或遗忘．它不再高扬旗帜，却并不放弃对话语权的争夺；它不再崇尚群体，却不忘记地域、集团利益的维护；它不再歌颂伟大与崇高，而是沉溺于日常生活美学的捕捉；它不再试图建构什么，而是在刻意解构中颠覆、反讽既成的体制与秩序。平静的叙事代替了高昂的抒情；戏谑的笔触改写了对历史与宏大叙事的讴歌，诗人们在被时代边缘化的同时也推波逐澜地边缘化着自身。“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引发的诗坛硝烟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诗人群之间发生着明显的分裂。分歧其实由来已久，它不仅仅是一个诗学理想的问题，其中隐含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在诗歌美学精神和世俗关怀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异。“知识分子写作”继承的是“朦胧诗”人群的现代主义精神：秩序、责任、理性与担当；而“民间写作”承继的却是“后朦胧诗”人群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反文化，反崇高，消解意义，颠覆中心。二者的同生共存又恰恰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90年代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内面对来自内外的双重困扰在美学理想层面上的哗变和价值观念的失衡状态。这是一个暧昧不清的年代，人们发现事物不再能够用我们习惯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全称判断来命名，在这样的时代里，“诗人何为?”、知识分子何为?这正是本文致力于探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