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加速推进和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背景之下,征地冲突问题已逐渐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亟待有效治理,但相比征地冲突对社会经济和稳定所造成的威胁,当前征地冲突治理工作总体上严重不足,治理主体单一、方法简单、效果不佳、效率低下。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国外土地冲突研究最新进展和我国特殊国情,提出了征地冲突治理概念,在我国征地冲突治理主体及手段现状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征地冲突治理“零和”逻辑缺陷,重构了征地冲突治理的“共赢”逻辑,对征地冲突治理本质进行再思考,提出征地冲突“关系”治理理论,对征地冲突主体多元化和适合征地冲突治理的若干治理工具进行了深入探讨。本论文主要结论包括：(1)征地冲突治理主体应实现多元化当前我国征地冲突治理是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冲突治理,其结果导致征地冲突政府治理失灵。我国征地冲突治理潜在主体包括农民自治组织、农村非治理精英和中立第三方。不同的治理主体在资源禀赋及治理效果上存在差异性,不同主体身份、特征和对于征地冲突治理效果可能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结论表明征地冲突治理应实现主体多元化,以便充分利用各治理主体的资源禀赋和治理效果的差异性优势。征地冲突的多元治理必须在一个综合框架下实现。综合框架应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以中央政府为治理主体,微观层面则应促进地方政府、农民自治组织和农村非治理精英以及中立第三方的分工与协作。(2)征地冲突治理应以征地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为治理对象当前我国征地冲突治理是以“冲突行为”为对象的治理,这种以行为本身为对象的征地冲突治理存在诸多局限。因此本文试图从农民征地冲突参与行为入手,探索其行为背后的动机与激励,从这一层面上探索征地冲突治理对策。本文在Korf的情景模型基础上,强调宏观的经济社会背景因素对冲突主体参与决策的影响,提出了“背景—情境”模型(Background-Contextual Model,BCM),将其运用到对中国征地冲突中农民参与行为的研究中,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利用安徽省桐城市城郊农户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构方程模型运算结果表明虽然部分假设在该区域数据条件下并不成立,但农民征地冲突参与行为背后确实存在激励与动机,BCM模型也适用于我国征地冲突的分析。这一结论为征地冲突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即征地冲突治理不应再以冲突行为本身为研究对象,而应以征地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征地冲突的“关系”治理可以从对农村社会干群关系的治理、对征地人员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的治理、对征地领域腐败的治理和对征地补偿分配的治理四个方面展开。(3)征地冲突治理应基于“共赢”逻辑当前征地冲突治理逻辑具有明显的“零和”特征,“零和”逻辑可能会严重影响征地冲突治理效果,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征地过程中农民与地方政府“零和”博弈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在不改变当前征地冲突“零和”博弈格局的前提下,即便中央政府治理征地冲突、维护社会和谐的意愿增加,也可能无法达到减少征地冲突的目标,反而会激励农民和地方政府都增加暴力的投入,从而导致更多的冲突。本文以征地冲突发生率对省级行政区域征地冲突情况进行考量,发现我国征地冲突表现出较强的正空间相关性,存在高冲突发生率地区与高冲突发生率地区相邻,低冲突发生率地区与低冲突发生率地区相邻的空间特征。本文运用回归模型探索我国征地冲突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征地冲突发生率与人均耕地面积成反比,与区域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所占比重成正比。征地冲突的这些规律性表明我国征地冲突本质上是现实性的利益冲突,因此,本文提出要引入“共赢”思维作为征地冲突治理的逻辑,即以实现征地过程中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共赢为指导,对征地冲突问题进行治理。“共赢”逻辑的核心是改征地利益分配的“零和”博弈为“合作”博弈。征地冲突的“共赢”逻辑对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和征地冲突治理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启示。(4)征地冲突治理手段应不断创新征地冲突治理手段需要不断创新。本文基于BP神经网络,构建了征地冲突后果评价和预警评价模型。本文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四个方面来评价征地冲突后果,从征地项目的具体特征、区域征地管理情况、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征地冲突治理能力、待征区域社会基础四个方面进行预警评价。两个模型均表现良好,这表明征地冲突预警模型在征地冲突治理中有广阔应用前景。论文还指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农村社会冲突治理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ADR存在缺陷,不适合治理有地方政府涉入其中的征地冲突,必须进行调整,一个合理的调整方案就是构建征地冲突调解委员会。征地冲突调解委员会成员构成应采用“三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