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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诞生至今的十几年间，我国基金业快速走完了西方同行近百年的历程，经历了缺乏章法的成长，监管的法制化，改革开放红利和政策松绑几个发展历程。截至2015年9月底，我国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07家，管理资产合计7.2万亿元。我国基金行业的现状呈现出产品不断创新，净值规模创历史峰值、结构趋向多元化等特点。然而，我国基金业的体量与GDP总量相比，相差悬殊，而且其管理规模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也在不断下滑。随着泛资管时代的来临，基金行业的牌照红利会逐渐消失。公司内部管理也不断遭到质疑，产品差异化不足、缺乏对渠道的控制力、人才流失加剧，且不时爆出的抢先交易问题侵蚀着持有人的信心。因此，对基金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尤其是基金规模与基金经理的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对基金的规模经济学和基金经理变更只有零散的讨论，缺乏比较系统的分析，并且没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基金行业绩效如何产生？其绩效与其市场结构和公司行为有何联系？基金规模与基金业绩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性？基金经理的变更对基金业绩有何影响？这一影响与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和心理有何联系？为了系统性地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基金公司治理为视角，对基金规模效应以及基金经理变更的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基金管理公司优化管理、对投资者和管理者决策和监管机构的监管重点，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针对以上几点问题，本文将分为八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从基金行业发展历程、和现状出发，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对象，并对文章的逻辑结构、研究内容、行文构思进行说明，最后还对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及所做出的贡献进行总结和说明，并给出论文的整体研究框架。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这一章是全文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就基金公司治理、基金规模效应、基金经理变更、基金经理职业忧虑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简要评述。现有文献在基金的规模效应和基金经理变更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着两个方面还存在广泛的争议。但是，相关理论研究刻画了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和职业忧虑对基金业绩的影响，这就为本文将这两个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根基。
第三章为基金产业SCP分析：主要分析我国基金行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基金行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绩效特点。影响基金行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市场占有率、市场集中度和市场进入壁垒。我国基金公司之间主要是非价格因素的竞争，这种非价格行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金规模的扩大、基金投资的风格和理念、基金产品的研发设计。基金经理作为影响基金业绩最重要的因素，对基金公司之间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和理念直接决定了基金的投资策略。此外，基金经理管理水平(业绩)还与基金公司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工作压力等息息相关。
第四章为基金规模效应研究：主要研究了基金规模与基金业绩的线性关系以及非线性关系。通过以2004-2015年我国463只主动管理型股票基金为分析对象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基本研究结论：我国基金业绩与规模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基金规模由小变大，基金业绩与基金规模先呈现正相关关系，再呈现负相关相关。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基金业绩与基金家族规模显著正相关；基金业绩与基金存续期显著负相关；基金业绩与上一期换手率显著成正比；基金业绩与基金资金流显著成反比。
第五章为基金经理变更与变更后业绩的关系：主要研究了基金经理变更对后续基金业绩的影响，以及基金经理变更前后的交易行为特征。通过对基金经理变更样本的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基金经理变更事件对基金业绩和交易行为存在系统性影响，具体表现在：(1)无论从短期影响还是长期影响看，基金经理变更后的基金业绩，相比其他没有发生基金经理变更的基金，表现得更差。(2)交易行为方面，在发生基金经理变更前，无论是自愿性离职(基金业绩好)还是强迫性离职(基金业绩差)，变更前的1个月乃至3个月内换手率都没有显著上升，即没有发现明显换仓行为；而在基金经理变更后，无论是自愿性离职还是强迫性离职，变更后的1个月乃至3个月内也都没有发现明显调仓现象。
第六章为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变更后业绩影响：主要研究了基金经理个人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学历、年龄、国籍)以及职位特征(包括：是否担任总监类职务、是否同时管理多只基金产品、是否与其他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基金)对后续业绩表现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基金经理的个人基本特征与职位特征会对基金经理变更后的业绩产生不同影响。在短期内，基金经理的学历、职位、是否担任总监类职务、是否管理多只基金这些特征对基金经理业绩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长期内可以观察到显著影响。此外，性别、年龄和是否与其他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基金这三个特征对基金经理的业绩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存在显著影响。尽管国籍对于基金经理变更后业绩影响并不显著，但拥有外国(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国籍的继任基金经理，业绩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第七章为基金经理职业忧虑对变更后业绩影响：主要研究了基金经理职业忧虑对变更后业绩的的影响，并且研究了基金规模大小、基金不同的股东背景对基金经理职业忧虑以及后续业绩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职业忧虑对基金经理变更后的业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来说：(1)对继任基金经理来说，变更后的业绩与职业忧虑程度正相关。(2)基金经理职业忧虑受离任基金经理和自身资历影响并不敏感。(3)在大规模基金中，继任基金经理的职业忧虑情绪得到强化，相比小规模基金，变更后短期业绩较好，但是这一影响在长期并不显著。(4)对于券商系基金来说，基金经理变更后的短期业绩表现不如非券商系基金。(5)对于信托系基金来说，基金经理变更后短期业绩表现优于非信托系基金经理。(6)对于银行系和外资系基金来说，相对于各自的对比方，其短期基金业绩表现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第八章为研究结论与讨论：根据前文的分析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可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基于以上章节的理论分析、模型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讨论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贡献：
其一，通过对2004至2015年我国主动管理型股票类基金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股票基金整体上存在规模经济性，基金业绩与基金规模成正相关关系。但是，并非规模越大业绩越好，随着基金规模的进一步增大，业绩存在一个拐点，随后随着基金规模的增大业绩反而有下降趋势，即我国基金业绩与规模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基金规模由小变大，基金业绩与基金规模先呈现正相关关系，再呈现负相关相关。
其二，本文重新定义了基金经理变更样本，以实质基金经理变更代替形式上的变更。同时改进了基金经理变更后业绩评价标准，根据公募基金的产品定位，采用更符合市场要求的相对收益评价体系，从而得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基金经理变更事件对基金业绩存在系统性负面影响。基金经理变更后的基金业绩，相比其他没有发生基金经理变更的基金，业绩表现更差。
其三，本文将基金经理个人特征融入到基金经理变更的研究框架中，发现继任基金经理的性别、年龄对变更后的业绩没有影响，但是学历、国籍还是会产生一定差异。高学历的继任基金经理，长期来看会对业绩有改善。而外国(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国籍的继任基金经理，业绩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尽管整体上并未改善业绩。这对基金管理公司在人才选拔以及基金经理培养上，提供了一些参考依据。
其四，本文还将基金经理职业忧虑引入基金经理变更的研究框架，构建了基金经理职业忧虑在基金经理变更效应研究框架中的测量体系，并探讨了基金规模、基金股东背景对基金经理职业忧虑的影响，拓展了基金经理职业忧虑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关于基金经理职业忧虑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对投资风格的影响或对羊群效应的研究，鲜有关于基金经理变更后业绩的研究。
现有文献对基金的规模经济学和基金经理变更只有零散的讨论，缺乏比较系统的分析，并且没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基金行业绩效如何产生？其绩效与其市场结构和公司行为有何联系？基金规模与基金业绩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性？基金经理的变更对基金业绩有何影响？这一影响与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和心理有何联系？为了系统性地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基金公司治理为视角，对基金规模效应以及基金经理变更的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基金管理公司优化管理、对投资者和管理者决策和监管机构的监管重点，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针对以上几点问题，本文将分为八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从基金行业发展历程、和现状出发，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对象，并对文章的逻辑结构、研究内容、行文构思进行说明，最后还对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及所做出的贡献进行总结和说明，并给出论文的整体研究框架。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这一章是全文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就基金公司治理、基金规模效应、基金经理变更、基金经理职业忧虑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简要评述。现有文献在基金的规模效应和基金经理变更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着两个方面还存在广泛的争议。但是，相关理论研究刻画了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和职业忧虑对基金业绩的影响，这就为本文将这两个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根基。
第三章为基金产业SCP分析：主要分析我国基金行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基金行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绩效特点。影响基金行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市场占有率、市场集中度和市场进入壁垒。我国基金公司之间主要是非价格因素的竞争，这种非价格行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金规模的扩大、基金投资的风格和理念、基金产品的研发设计。基金经理作为影响基金业绩最重要的因素，对基金公司之间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和理念直接决定了基金的投资策略。此外，基金经理管理水平(业绩)还与基金公司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工作压力等息息相关。
第四章为基金规模效应研究：主要研究了基金规模与基金业绩的线性关系以及非线性关系。通过以2004-2015年我国463只主动管理型股票基金为分析对象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基本研究结论：我国基金业绩与规模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基金规模由小变大，基金业绩与基金规模先呈现正相关关系，再呈现负相关相关。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基金业绩与基金家族规模显著正相关；基金业绩与基金存续期显著负相关；基金业绩与上一期换手率显著成正比；基金业绩与基金资金流显著成反比。
第五章为基金经理变更与变更后业绩的关系：主要研究了基金经理变更对后续基金业绩的影响，以及基金经理变更前后的交易行为特征。通过对基金经理变更样本的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基金经理变更事件对基金业绩和交易行为存在系统性影响，具体表现在：(1)无论从短期影响还是长期影响看，基金经理变更后的基金业绩，相比其他没有发生基金经理变更的基金，表现得更差。(2)交易行为方面，在发生基金经理变更前，无论是自愿性离职(基金业绩好)还是强迫性离职(基金业绩差)，变更前的1个月乃至3个月内换手率都没有显著上升，即没有发现明显换仓行为；而在基金经理变更后，无论是自愿性离职还是强迫性离职，变更后的1个月乃至3个月内也都没有发现明显调仓现象。
第六章为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变更后业绩影响：主要研究了基金经理个人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学历、年龄、国籍)以及职位特征(包括：是否担任总监类职务、是否同时管理多只基金产品、是否与其他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基金)对后续业绩表现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基金经理的个人基本特征与职位特征会对基金经理变更后的业绩产生不同影响。在短期内，基金经理的学历、职位、是否担任总监类职务、是否管理多只基金这些特征对基金经理业绩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长期内可以观察到显著影响。此外，性别、年龄和是否与其他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基金这三个特征对基金经理的业绩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存在显著影响。尽管国籍对于基金经理变更后业绩影响并不显著，但拥有外国(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国籍的继任基金经理，业绩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第七章为基金经理职业忧虑对变更后业绩影响：主要研究了基金经理职业忧虑对变更后业绩的的影响，并且研究了基金规模大小、基金不同的股东背景对基金经理职业忧虑以及后续业绩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职业忧虑对基金经理变更后的业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来说：(1)对继任基金经理来说，变更后的业绩与职业忧虑程度正相关。(2)基金经理职业忧虑受离任基金经理和自身资历影响并不敏感。(3)在大规模基金中，继任基金经理的职业忧虑情绪得到强化，相比小规模基金，变更后短期业绩较好，但是这一影响在长期并不显著。(4)对于券商系基金来说，基金经理变更后的短期业绩表现不如非券商系基金。(5)对于信托系基金来说，基金经理变更后短期业绩表现优于非信托系基金经理。(6)对于银行系和外资系基金来说，相对于各自的对比方，其短期基金业绩表现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第八章为研究结论与讨论：根据前文的分析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可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基于以上章节的理论分析、模型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讨论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贡献：
其一，通过对2004至2015年我国主动管理型股票类基金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股票基金整体上存在规模经济性，基金业绩与基金规模成正相关关系。但是，并非规模越大业绩越好，随着基金规模的进一步增大，业绩存在一个拐点，随后随着基金规模的增大业绩反而有下降趋势，即我国基金业绩与规模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基金规模由小变大，基金业绩与基金规模先呈现正相关关系，再呈现负相关相关。
其二，本文重新定义了基金经理变更样本，以实质基金经理变更代替形式上的变更。同时改进了基金经理变更后业绩评价标准，根据公募基金的产品定位，采用更符合市场要求的相对收益评价体系，从而得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基金经理变更事件对基金业绩存在系统性负面影响。基金经理变更后的基金业绩，相比其他没有发生基金经理变更的基金，业绩表现更差。
其三，本文将基金经理个人特征融入到基金经理变更的研究框架中，发现继任基金经理的性别、年龄对变更后的业绩没有影响，但是学历、国籍还是会产生一定差异。高学历的继任基金经理，长期来看会对业绩有改善。而外国(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国籍的继任基金经理，业绩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尽管整体上并未改善业绩。这对基金管理公司在人才选拔以及基金经理培养上，提供了一些参考依据。
其四，本文还将基金经理职业忧虑引入基金经理变更的研究框架，构建了基金经理职业忧虑在基金经理变更效应研究框架中的测量体系，并探讨了基金规模、基金股东背景对基金经理职业忧虑的影响，拓展了基金经理职业忧虑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关于基金经理职业忧虑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对投资风格的影响或对羊群效应的研究，鲜有关于基金经理变更后业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