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是一个天下主义的文明体系,文化至上论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有力地支撑着庞大的帝国体系。然而,随着西方的冲击,中国被迫走上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道路。这一过程的大多数时期,正是使“天下”转变为“国家”的历程。在此历程中,以“经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历经痛苦的文化和政治抉择的同时,又担负着构建民族主义话语,重塑政治共同体的重任。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救亡压倒一切的考虑迫使他们暂时搁置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将个体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下,从而构建出一套集体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话语。当然,现代国家的建构不仅意味着主权的实现,而且伴随着对自由民主政治认同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尊重个体价值的公民民族主义话语的阐释。然而,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构建中却始终存在着种族民族主义对公民民族主义的压倒性优势,换言之,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从未像民族主义那般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展现出强大的威力。这一现象在相当程度上可归咎于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政治和观念语境。本文试图以20世纪初的拒俄运动为契机,运用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分析知识分子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民族话语建构,并进一步探讨民族话语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紧张关系的缘由。本文从民族话语的传播媒介和作为话语构建主体的知识分子的分化与组合入手,分析拒俄事件中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学理性阐释,对民族共同的敌人的塑造以及民族集体记忆的搭建和民族情绪的渲染,归纳其民族话语建构中种族因素突出,强力崇拜和复仇主义倾向明显的集体上义种族民族主义特质,进而由知识分子深陷的激进政治语境、边缘化过程中的群体特质,以及传统族群意识与外来进化理念、人种学说、国家观念、民族主义理论交汇而成的观念语境出发,结合经世致用与道德取向的知识人传统,探讨知识精英民族话语建构中种族民族主义倾向掩盖自由主义价值追求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