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的中国高等教育仅仅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远远落后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就目前而言，中国高等教育依然与世界先进的高等教育有较大的落差。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这种教育的近代化并不是直接由传统教育的内部需求自然演变而来的，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强行生成的。在这一进程中，学习西方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突出特点。纵观清末民初制定的《壬寅·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近代化的进程，彰显了我国高等教育从封建社会的垄断、务虚、封闭到近代社会的实用化、民主化、平民化和国际化的转变趋势。由于对近代高等教育本质理解上的偏差，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出现了一些曲折与失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虽始自1902年的《壬寅学制》，但至1912年的《壬子学制》及1913年的《癸丑学制》，才开始进入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实施范围。到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以及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与《专科学校规程》，中国的高等教育才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形成了以多学科综合性大学为高等教育的第一层次，以多学科或单学科的独立学院为第二层次，以多学科或单学科的专科学校为第三层次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并由单科型高等教育向综合型与研究型方向发展。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西方近代的人才培养方向出现了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深而越发突出。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碰撞和冲击，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近代化的要求，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不断变更的学制颁布及实施中必将被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所取代。可以说，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模式转型的起始点，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模式转型的主导力量，近代高等教育模式转型是一个累进的、不间断的变迁过程，近代高等教育转型中，思想转型是先导，体制转型是核心，知识体系的转型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