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的二百多个国家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除了梵蒂冈等约二十个国家没有政党外，其他国家都有政党组织的存在，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政治现象。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到近现代的历史产物。世界上各个政党产生的方式多种多样，产生的时代背景各不相同，形成的政党制度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使政党政治本身呈现出变幻纷繁的特点。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织，也是中外学者不断思考的焦点问题。在我国，如“党内民主”、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等问题一直是倍受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在思考我国当前政党问题时，一般会考察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欧美国家政党的理论建树和实践经验、俄罗斯政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我国政党的历史和现状等。但是，在考察我国政党的历史和现状时，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孙中山的政党思想、民初的政党状况以及国共两党的历史，对其他方面则关注不够。其实我国近现代史上的政党活动和政党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当时的人们对西方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都有所了解和介绍，虽然他们有的拒斥外来的“西方文化”，有的主张“全盘西化”，但是其政治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揉合了本土思想和外来思想。他们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种种思考可以带来很大的启发。同时，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的转型时期，在处理任何社会政治改革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都很复杂。近现代史上的中国一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当时国人所处的时代和面对的问题与当今具有某种相似性，比如社会变动性因素很多等。这表明，近现代史上的政党活动和政党思想是考察本国政党问题时不能不予关注的对象。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大师，其周围一直有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其政治主张具有很强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早年留学美国，后来又去过欧洲和苏联，对各国政治都有一些亲身的体验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虽然主张“全盘西化”，但是并不完全否认中国传统思想的特有价值，考虑问题时也会在二定程度上注意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可以说，胡适的政党主张具有典型性。另外，注意到: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一直期望采取和平渐进方式进行政治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当前的改革思路是有相似性的。解读胡适的政党主张对于思考我国当前的政党问题显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在解读胡适政党主张的过程中，笔者要抓住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点，从其自由思想和自由立场两方面展开论述。也就是说，主要关注的是: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典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政党问题有什么独到见解？为了自己论述的方便，也是为了突显他政党主张的特质，笔者选择的参照者主要有:与自由主义思想相对应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与自由独立立场相对应的政治当权者和在野者的立场。前者要追问的是:胡适政党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受到其自由思想影响？其政党主张本身有哪些内在紧张？贯穿其中的政治价值目标是哪些？后者需要追问的是:在“谈政党”时，胡适的自我角色期待是什么？其自我角色期待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政党主张？他的政党言论和活动为什么那么少而低调？围绕以上这些问题，全文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展开:　　第一章自由思想和自由立场　　第二章胡适政党主张的历时性简说　　第三章“无党政治”:政党与宪政　　第四章在野党与反对党:党际关系　　第五章总结: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整体性阐述　　通过梳理和解读胡适的政党主张，笔者深深感到他一生对自由民主宪政的不懈追求:其政党主张背后总是与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推动中国政治“上轨道”等目标联系在一起。同时，他还力图在现实中寻找到实现政党政治的推动力，但是结果只是失望。他认为民众和舆论可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党政治弊端。但是当时民众的教育水平和参政意识以及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根本不可能发挥监督的作用。他曾经寄希望于“好人”等精英分子，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或多个在野党或反对党，以监督“政府党”和政府当局，还一直希望“政府党”及其领袖能够自上而下地主动推进政治改革。但是国民党出于自身生存等考虑不仅根本无意于民主宪政改革，而且不允许存在有实力的在野党，迟迟不肯解除党禁，在野势力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胡适希望自己能够作一个独立的“监督政党的政论家”，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从社会国家的角度对现实政治进行关注，批评政府当局的一党专政弊端，为在野势力扩张生存空间尽自己的努力，从而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尽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但是由于其自身对和平秩序的过多诉求、对政府当局寄予的过多希望，他的政党言论和政党活动却少而低调的，最后只能发出“不自由也自由”的叹息。　　过于注重秩序和和平，甚至因此变得有些保守主义倾向，这是胡适自由思想的一个制约因素。胡适生活在一个革命与暴力改变社会命运的时代。他想让自由主义的理性拯救中国社会，这是行不通的。另外，他一直小心维护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蒋介石政权，但是蒋介石政府当局并没有给自由民主的发展以多少空间。秩序与和平的基本诉求是与胡适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相一致的。但是将注重秩序等同于维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则是胡适思考政党思想的局限性所在。另外，他的政治改革努力一直没有突破这个底线:求自由和民主，但是决不能破坏和平和秩序。于是在追求民主宪政的过程中他将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当权的国民党上。希望越多，失望越多。结果是，胡适变得越来越悲哀和孤独:由一个“有限乐观者”逐渐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是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无奈选择。这也注定了胡适政党主张在那个时代的悲剧命运。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的政党主张无不带有自由主义的温和色彩和理性之光.当今天再来审视胡适的政党主张时，发现其政党主张的温和和理性等特质正符合了当前时代的需要，对思考变革社会中的政党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变革社会中的政党政治，不仅要考虑政党和民主宪政关系，同时还不得不考虑政党和政治稳定关系。这就是胡适政党主张对于我国当前政党问题的借鉴价值。最后，笔者对如何在稳定基础上实现政党制度变革问题发表了一些粗浅的看法，这也是由胡适政党主张而引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