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是新生的事物,新生事物是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它会催生出许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形态,如果这些新形态的发展缺少规制,很可能会走上歧路,“流氓软件”就是一例,该软件违背用户的意愿安装在用户的电脑中,给用户的使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它的出现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但多方面的原因使我国目前的治理活动面临困境。本文从我国目前“流氓软件”治理困境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为突破口,对如何综合治理进行研究,希望在此过程中找到能够合理规制“流氓软件”的途径。本文分四部分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第一章是关于流氓软件界定的问题,本部分首先介绍了我国国内现有的几种对“流氓软件”的定义,指出“流氓软件”的功能和传播形式仍在不断变化,恶意程度也日渐加深,现有定义并不能全面准确界定“流氓软件”,还需要在下定义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具体的认定标准并实现可操作化,目前我国已有了相关的有益探索,本文进一步提出在界定过程中应着重思考的两个问题:“流氓软件”这一提法是否准确,是否有利于治理活动的顺利展开,以及如何使认定标准合法化,以避免不正当竞争的出现。第二章是关于治理流氓软件的法律问题,本部分首先论述了目前我国治理“流氓软件”所遇到的法律困境,重点分析其中的法律依据困境和调查取证困境,并介绍了一些治理恶意软件的先行国家的相关法律举措,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两点建议:立新法要与修订现行法相结合,法律要与技术相结合。第三章是关于治理流氓软件背后的利益驱动的问题,本部分介绍了“流氓软件”背后的利益驱动以及隐藏着的灰色产业链,在分析灰色产业链如何运作的基础上力求指出斩断灰色产业链的几个突破口,以达到增加“流氓软件”的流通成本并降低“流氓软件”收益的目的。第四章是关于综合治理的部分,本部分在前三部分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综合治理的理念,指出综合治理是治理“流氓软件”必然的选择,并从多个方面试图较全面地列举出综合治理的几个着力点,认为在治理“流氓软件”的过程中健全的法律是基础,技术支持是支柱,规范网络市场是核心,完善体制是关键,网络用户是依托,大众传媒是推动力,从道德自律、技术支持、法律制裁等多个角度着手,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建立防范、打击、管理、教育相结合的多层次综合体系,除此之外,我国在治理“流氓软件”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并及时总结经验,对过去和现在进行的工作进行有效的评估,建立起治理“流氓软件”的长效机制,为今后的相关实践提供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