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等各项法律法规的深入实施，社会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显著增强，客观上对税务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市场发育不健全，信用体系不完备，依法治税环境还不够理想，税务行政执法工作受各种因素的约束，客观上蕴含着较大的执法风险。在实践中表现为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不断增多以及税务机关因行政诉讼败诉、行政赔偿及因国家税收损失而被追究法律及行政责任等，极大地影响了税务机关的执法权威和社会形象。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和依法治税的现实需要呼唤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切实增强税务行政执法风险意识，并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认真研究和防范税务行政执法风险提出了迫切要求。然而，关于税务行政执法风险问题，目前一直未得到理论界和税务实务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对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研究对象没有准确地界定，有的甚至与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相混淆，基础理论亟待重构与廓清。有据可查的相关论述也多是罗列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现象，简单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理论分析较为薄弱，特别是缺乏法学基础理论的支撑，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在以下两方面有所创新：一是概念创新，提出税务行政执法风险这一新概念，深入分析其内涵；二是理论分析方法上有所创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对税务行政执法风险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制度分析。文章遵循从抽象——一般——具体的研究思路，从法理学出发，以行<WP=59>政法和税法的视角，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对引致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防范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对策。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提出了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基本理论。从风险的基本理论入手，结合政府行政执法的特点，界定了税务行政执法风险这一崭新概念。即税务行政执法风险是指税务行政管理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预期目标与实际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或偏离，及其可能引起的损失。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特征，指出税务行政执法风险具有社会性、责任性、不可保性、主体的特殊性、因素的复杂性和后果的多样性等特点。详细分析了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种类，并分别从税务机关和管理相对人的角度阐述了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危害，从而为下一步的理论分析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是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制度分析。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 。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对引致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和实证分析。剖析了制度影响税务行政执法行为的内在机理，指出在现实社会里，制度对人的行为要起着比人品和自律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是因为现实社会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类风险问题。如税收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蕴含着巨大的执法风险。由于税务机关在纳税人信息的掌握上处于“信息劣势”,就会出现税收执法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偏离，如征收不足或不能及时发现纳税人违法。这会进一步激励纳税人隐匿有关的纳税信息甚至向税务机关提供虚假信息，以获取更大利益，因而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纳税人的逆向选择。在税务机关内部，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果把税务管理机构和税收征管人员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那么税收征管人员作为代理人掌握着较多<WP=60>的税收信息，处于优势地位。由于两者信息不对称，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就存在税务执法人员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偷懒和机会主义。二是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通常表现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把成本转嫁给别人。如税务执法人员可以通过信息优势，使其付出的努力小于其获得的报酬；可以通过提供不完全的信息，诱导上级做出对其有利的决策,如向政府提供制定较低税收任务的信息；还可在逃避监督的情况下通过牺牲国家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要规范税务行政执法行为，从根本上减少和防范税收执法风险，也必须依靠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克服人的弱点和不足，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从而减少环境中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结合税务行政执法实践，对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指出，税务行政执法风险根源于我国现行制度中正式规则的缺失、非正式规则的软化和实施机制的不完备。具体表现为：税收法律制度的缺失，财税管理体制的不健全，税务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纳税人税收法律意识淡薄以及现行税务行政执法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保障和激励约束机制。第三章是防范税务行政执法风险的制度创新。针对税务行政执法风险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具体的防范措施。一是完善税收立法，规范税收执法；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改变税收计划管理方式；三是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包括税收执法风险预警机制、税收执法风险约束机制、税收执法风险应对机制；四是建立健全协税护税网络和机制；五是增强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