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对于这场空前的民族战争来说，有效的民众动员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一个还基本处于前现代化状态的中国来说，民众动员困难重重。然而，一触即发的战争，迫使全体中国人必须有效地动员起来。　　首先，当局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要制定相应的政策，确定民众动员的重心、主体、步骤和策略。“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当局逐步意识到民众动员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由于当局还要应对十分微妙脆弱的中日关系，使民众动员在政策与行动、中央与地方以及内外之间表现得颇为曲折与复杂。从宁波这个中等城市的民众动员来看，它不仅表现为党政机器、民众之间的互动，也表现出中央、地方在某程度上的默契配合。　　其次，具体而言，民众动员发轫于精神的动员。树立典型和“亡省体验”为精神动员的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的交互运用，唤起民众内心的集体耻辱感和个人痛苦，更重要的是它所唤醒的危机意识，从中诞生的新的历史自我、新的民族自我，将通过各种直接的行动发泄积压已久的郁结。　　再次，儿童和妇女是民众动员工作当中两个较难动员起来的群体，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后者犹难。对于童子军的考察，主要着眼于童子军教育在时代条件下的转型，其内容、形式乃至本质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适应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妇女群体的考察，梳理了自北伐以来，妇女运动的历史演变，并以鄞县妇女会为例，探讨当时普遍成立的妇女会在动员妇女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最后，抗战前夕民众动员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从宁波本埠来看，当时的动员工作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强烈的命令色彩以及难以摆脱的传统思维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