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轰开中国国门,在此之后,近代末期的几十年中,封建势力苟延残喘,民主思想激荡。这一时期地处内陆的河南积贫积弱,封闭落后,封建思想深植,官员贪婪腐败,大多数民众不愿接受新事物、逃避外部的变化,以至于生产方式落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在列强的经济侵略带来的冲击下,一部分人逐渐被唤醒,对于摆脱压迫的渴望日益强烈,在新旧力量的拉扯中,河南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发展轨迹。天津《大公报》是一份1902年创刊的日报,发行全国,不惧来自封建统治阶级的压力,以“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著称。由于地缘关系,《大公报》一创刊,就关注河南,不断地报道河南新闻。又由于创办人英敛之希望以西方新学启迪国民,所以《大公报》对于河南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封建落后思想的批判与进步思想、制度的宣传。在对河南的报道中,虽然受主办者认识的限制忽略了一些“新”的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仍基本客观展现了近代河南的发展变化。从1902年6月到1915年6月,《大公报》共出刊四千五百多期,其中关于河南的报道就有八百四十八条。从不同时期重点报道题材的演变来看,近代河南在报刊中交替形成科举之省、铁路经济、保卫利权和匪患爆发四种形象。1902到1904年,最后两次科举考试在河南举办,河南笼罩在科举考试的氛围中,士子不屑新学,整个河南风气不开、官员腐败;1905到1908年,外商修建铁路掠夺煤矿,并因此打开了河南的大门,商埠开设,实业兴起,新学也得到发展;1909到1910年,思想的开放让河南士绅勇于争夺利权,最终虽未取得胜利,但他们的斗争精神成为了近代河南媒介形象中难得的闪光点;1911年末期到1915年中期,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河南被严格控制,百姓陷入了更深重的苦难中,最终爆发了以白朗为首的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官员和民众的媒介形象构成了这一时期整个媒介形象的基本框架。官员思想的落后或进步在行动中阻碍或推动着河南社会的发展变化,形成了河南四种媒介形象的更替。而民众的思与行对河南的媒介形象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虽然在压迫剥削下,民众抓住一切机会反抗,造成了社会的起伏动荡,但因大部分民众思想未通、缺少目标和方法,反抗走向失败的同时,也将弱小、落后的形象印刷在报刊中。虽然20世纪初与现在相隔百年,媒介形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媒介形象源于社会现实这一本质是不变的,只有当地政府紧跟国家改革脚步,思行进步、执政有力,将本地建设好,再通过合理借助民众的力量、注重累积效应和建立媒介联动机制等手段将这一形象有效传播,才能形成区域实际建设发展与地区媒介形象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