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的接受史至今已有85年之久,这期间历经了不同的文学时期,而对其小说的接受在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状况,所以,将萧红小说的接受历程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梳理和研究,对于“萧红研究”来说是件有意义的事。本文以萧红的小说为整体考察对象,根据作品的出版时间和长度,按照《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以及萧红其他短篇小说的顺序,从民国到当代,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梳理和还原萧红的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生过程、受众解读和社会反响等接受状况,深入探究其背后产生变化的原因,发现并解决接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第一章为《生死场》的接受史研究。首先要理解《生死场》造成的“轰动”并非是由《生死场》本身的文学价值所带来的,而是鲁迅一手将萧红推入“知名作家”之列,并使《生死场》符合了时代语境而得到了关注,这其中又缠绕了《生死场》艰难曲折的出版过程以及鲁迅《生死场·序》的写作动机等等复杂因素。而进入了当代文学的《生死场》,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呈现“稳健中尝试突破”、批评界大胆而多样的精彩解,以及大众冷接受的特征,这种学界和大众接受的两极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部作品在精英读者和普通读者之间的接受标准。最后,《生死场》在当代的火热解读是伴随着80年代的“萧红热”开始的,但至今产生的两次“萧红热”,其关注重点都偏离了“萧红研究”的核心,这是不利于“萧红研究”的。第二章探讨《呼兰河传》的接受史。民国时期的《呼兰河传》不论从社会反响、出版信息、评论数量以及从精英读者到普通读者对其主题批判的一致性都在指向《呼兰河传》在民国遭受的“冷遇”和“批判”。这是由萧红的“左翼”标签和她对自己创作道路的执拗这些共同因素作用下造成的。其次,由于学界过多关注茅盾对《呼兰河传》“寂寞”论的解读,从而忽视了民国时期大众对《呼兰河传》的多样理解角度。《呼兰河传》在进入当代文学之后,呈现了“从正名到深化”的接受特征,即文学史和批评界都致力于打破对《呼兰河传》的刻板印象,对它的价值进行了追认和肯定,而与此相呼应的则是《呼兰河传》在大众传播和接受中的颇受欢迎。最后讨论被视为“公论”的《呼兰河传》的“童年不幸”问题,进而从这一说法的证据来源和心理科学的角度推翻这一结论,同时这也是导致日后萧红因为“被爱”却一生都在寻找爱的不幸悲剧根源。第三章讨论《马伯乐》的接受史研究。《马伯乐》作为萧红的最后一个长篇,是在《呼兰河传》之后的创作。如果说《呼兰河传》是因为远离时代的创作而遭“冷遇”,那么《马伯乐》则是因看似符合“抗战文艺”,实际却与之创作模式诸多抵触,远离抗战而几乎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这一现象是与《马伯乐》超低的发行数据和评论文章数量相互印证的。而进入当代文学的《马伯乐》在文学史和批评界的接受中呈现出“有意忽视”和认真解读的两极分化局势,这背后涉及了《马伯乐》某种不便明说的主题敏感性。所以如何看待这样一部特殊的《马伯乐》也成为本章探讨的重要内容。第四章集中研究萧红所有短篇小说的接受史。萧红的短篇小说接受在民国经历了从轰动到沉寂的过程,这背后的原因除了对“轰动”进行正确理解之外,还因为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散文集《跋涉》的“左翼”标签使人们对萧红的创作形成了局限性的理解,造成了其被忽视的局面。萧红的短篇小说在进入当代文学之后,这种不受重视也并没有得到改善,不仅文学史和现代小说史都只是中规中矩地将其居于主流话语的阐释范围而不“逾矩”之外,这种从文学史到批评家的不重视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从上自下导致了短篇小说在普通读者接受中的认知不明确和混乱。最后以萧红短篇小说《后花园》为例,并结合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解读“后花园”意象,即在历史的转变发展过程中,“后花园”意象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经历了从象征追求爱情自由的符号到代表着远去游子回家的精神纽带,再到成为完成自己精神升华的精神乐园,它的意蕴一直在改变,也一直在丰富。总之萧红的小说在不同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这背后有时代的特定因素,也有不同受众的不同阐释目的而导致的作品解读的局限性,更有历史的某些机缘巧合,这些因素共同造就和决定了萧红小说在各时期的接受样貌。但无论是从忽视到重视,还是从误解到正名,都说明经典作品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在时间的长河中,萧红的小说还将被继续解读,更多的价值意义发掘可期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