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是一个哲学性的命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同时也是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研究当中一个重要的视域。关于启蒙的阐释，无论是西方的启蒙史还是中国的启蒙史，都经由诸多的启蒙思想家而被作了深刻的注解、质疑、补充与不断完善。但发展到今天，我们会发现，纵然启蒙在不同的阶段被不同的思想家阐述出各自所侧重的某个方面，但其精神内核的基质却不曾转移。即启蒙就是以运用理性同时不忘记对理性自身的反思与批判的这样一种具有批判精神的态度来实现人自身的自由与解放。或者说启蒙即是人类通过理性的运用而达到对专制的一种对抗，对自由的一种不断争取的精神。携带着这样的一种关于启蒙精神的认识，本文引进了对当代走红女作家池莉小说的研究。从作家8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我们发现池莉的创作风格一直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而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语境与时代氛围，本文一方面将其创作作了三段论的划分，同时也发现了其不同阶段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启蒙特质。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政治决定一切，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当代文学语境中，池莉早期小说的选材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从而与“十七年文学”形成了显在的“内在一致性”。十七年文学不懈探寻社会公众、崇高理想、伟大真理等绝对价值和意义的时代特点深刻影响并最终促成八十年代池莉小说创作理想主义启蒙话语的形成。七十年代末改革春风拂过中国大地，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大一统”的中国国民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民主观念日益增强，池莉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变换之下，应时转换创作思路，到80年代后期，经过痛苦的“撕裂”，开创了“新写实”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叙事特有的倚重，使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反抗专制、打破强权意识意义趋向，这极容易与个体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启蒙诉求相联系，并由此构成对以往政治性、理想性启蒙话语的反思，从而使其呈现出另一种且被我们称为“日常生活启蒙”的启蒙新形态。至90年代，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转轨，在这种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对利益的驱逐也深刻影响了池莉的小说创作。池莉小说创作又转向了适合市场需要的都市传奇小说。池莉把关注的目光从新写实阶段对庸常人生日常琐碎生活的书写转向了塑造种种具有传奇色彩的都市人生故事，这个时期的小说主要描写了现代都市人瞬息万变、大起大落的人生沉浮和金钱至上、充满诱惑、激情煽动的情感故事。书写都市生活本无可厚非，但令我们质疑的是当作者在新写实小说时期对人性的合理书写被过于放纵的人性欲望所取代时，是否当初关于所谓“日常生活启蒙”形成的启示还在，而或许其又走向了另一个欲望的极端。我们发现，其实上面关于日常生活启蒙的话语又走向了它的一个反面，从而形成了新的一种专制话语而拭待启蒙，从而也在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出启蒙滑落的迹象。文章结语部分由对池莉小说启蒙特性的个案分析引申出中国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显的不同启蒙诉求这一文学现象，从而启发出读者对文学责任与使命的一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