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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哲学语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双重含义,它既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以后的“中国化”历史,又是指作为“哲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历史”和“问题”的研究中,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解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投射。它的形成、发育和走向成熟的过程,映射了当代中国哲学步履维艰的生长过程,它的成果开启了时代理性的哲学运思之路,而它的问题,又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与发展,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既是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理论审视,又是对今天哲学发展的理论诉求和时代检讨。如何把现实社会中的经验事实梳理为形上层面的哲学界说,固然是现实哲学的使命之一;但怎样在哲学固有的形式与形态中,俯瞰历史与现实,并对未来给出一个意义世界的理想憧憬,更应当是培育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为此,才有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问题域的讨论。历史上,也许没有哪种哲学和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个哲学命题会承载如此厚重的民族文化语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觉解过程。这个哲学命题的历史及其沿革,浸润着哲学中最重要的想象力元素。由此而生发的哲学想象,开辟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空间。历史上,它以经验或先验的特质完成了一个理论的诉说与构建;现实中,它在拨开“现代性”所带来的重重迷雾中,以新的哲学想象力的构筑让思想走出了思想的废墟。把哲学与哲学想象力的关系在中、西方哲学史中的演绎过程作了逻辑梳理,并且厘清了哲学想象力与其他想象力之关系以后,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意义在于以清理自身“地基”的方式提升时代的哲学想象力,以此来完成中华民族主体性在新时代语境中的觉解。这个结论构成本篇论文的题目,“导论·哲学与哲学的想象力”是关于它的诠释。
中华民族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的时代命运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理论之“功效”,产生于这个民族对它的需要程度和需要方式。关于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想象,是在走出屈辱历史的渴望中形成的。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出了一个经验事实,也锁定了民族想象的经验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其形成阶段,就以经验的想象力给出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经验承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经验承诺把来自于民族关于自由与解放的经验想象演绎为一个伟大的理想,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是这个承诺的实践践履,它的成功就是理想化为现实的精彩华章。这段历史所留下的“哲学遗产”,就是在民族主体性的自觉守护中所形成的、对当代中国哲学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对马克思哲学的原初理解,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其后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本篇论文第一章的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个由经验想象力而形成的承诺而展开的。经验想象以它“求真”的努力在人的实践中化为具体的理想,但经验想象驻足于时间在场的特质,却弱化了哲学求其普遍的功能。经验想象力的局限性在理想化为现实之后逐渐暴露出来。关于真理普遍性的哲学欲求不会满足于经验所提供的有限天地,曾经根植于经验想象中的先验想象萌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语境中迅速生长。与经验想象所作出的经验承诺相比较,借助于带有西方知识论特质的先验想象,新中国后的哲学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先验承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作为人类认识的终极真理和终极信仰,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这已经为中国人所掌握了的普遍真理,化为永恒的的真理标准和行为准则。西方传统哲学知识论的思维习性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努力中,最终以终极真理的追求颠覆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和这个传统中所形成的价值理念。当一个民族的哲学不再把“民族”作为主体性的标度时,哲学所失去的不仅是它的民族意义,还有它自身的时代意义。当中国的哲学以“终极真理”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神的祭坛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种种理论努力,就不过是走向祭坛的最后一支朝圣的队伍。伴随着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梦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消解了它的全部内容。论文的第二章以经验之“是”到先验之“是”的逻辑演绎个案分析为核心,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先验想象的因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哲学后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滥觞绝不是要简单地刻画一个历史过程。当代中国哲学把它作为当前哲学的一个“问题”,一定有着自身的理由。作为“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尽管它从历史中走出;不是一个“现实”,尽管它存在于现实之中。逻辑的和哲学的规定使这个问题有可能成为一个哲学的问题,而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需求,则把这个可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不是作为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而是作为现实中国的一个“哲学问题”摆放在这个民族的“视界”中。在民族的时代视域中,它的意义不在于如何捡拾已经在历史中消解了的语义内容,而在于如何以新的提问方式赋予这个问题以新的内涵,并且由此赋予它新的意义。从逻辑的和哲学的角度上力求烘托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意义,并且试图以此来阐释这个意义,应当是当下哲学在“清理地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任务。恰恰是在对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哲学问题”的研讨中,为教科书哲学长期忽略了的哲学主体性原则凸显出它的时代意义,进而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文中第三章通过“问题”的提出、问题阐释中所形成的新问题,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民族主体性哲学原则,分析并论证了这些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坎坷历史所孕育出的时代内涵,昭示着民族主体的时代性觉解。这是中华民族走出历史并且创造历史的哲学努力。这种努力发生于当下,意味着我们不仅有可能把吸纳民族传统中的优秀哲学品格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且也有可能把世界哲学的历史作为理论必不可少的资源和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重想象建立在时代的哲学想象力基础之上,它不可能用先验的规定去编织中华民族的未来憧憬,也不可能在经验语句中填补现实的不足,它能做的,只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为出发点的民族哲学地基清理中,完成“思”的视域的开辟。我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为载体的哲学想象力的提升,理解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自觉。在清理自身的历史,厘清思想与思想产品的关系,领悟中国哲学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想象力将以它厚重的历史内容和丰富的现实内涵,夯实中国当代哲学的基础。文中第四章从当代民族主体性问题阐释中的种种焦虑入手,通过“觉解”这样一个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现代意蕴的解析,探求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中“觉我”与“觉他”的关系,并在对传统哲学想象力批判基础上,把当代哲学的想象力置于力图走出知识论困境的智慧之境的想象之中。它的结论是,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以民族主体性的觉解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结论时,马克思和他的哲学是以人类智慧成果的形式昭示着这个时代,而不是以知识、科学或永恒真理的形式约束着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所获得和拥有的马克思哲学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厚思想资源,是今天中国哲学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以此为出发点的中国哲学,在完成理论地基的清理之后,把哲学想象的目光,投向了“爱智”的时代阐释之中。它的意义在于使哲学的想象力在超越旧有思想框架囿限基础上得到升华,而民族精神也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当代中国哲学的生命旅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以深切的近乎悲壮、雄浑得有些苍凉的哲学追求,勾画了一种唯有哲学才有的美的意境。在本文的“结语”中,我把这种精神和意境概括为“永远的西西弗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想象力的结论,就在于在这种精神和意境的追求中,获得能够实现民族主体不断觉解的哲学生长空间。
中华民族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的时代命运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理论之“功效”,产生于这个民族对它的需要程度和需要方式。关于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想象,是在走出屈辱历史的渴望中形成的。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出了一个经验事实,也锁定了民族想象的经验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其形成阶段,就以经验的想象力给出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经验承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经验承诺把来自于民族关于自由与解放的经验想象演绎为一个伟大的理想,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是这个承诺的实践践履,它的成功就是理想化为现实的精彩华章。这段历史所留下的“哲学遗产”,就是在民族主体性的自觉守护中所形成的、对当代中国哲学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对马克思哲学的原初理解,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其后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本篇论文第一章的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个由经验想象力而形成的承诺而展开的。经验想象以它“求真”的努力在人的实践中化为具体的理想,但经验想象驻足于时间在场的特质,却弱化了哲学求其普遍的功能。经验想象力的局限性在理想化为现实之后逐渐暴露出来。关于真理普遍性的哲学欲求不会满足于经验所提供的有限天地,曾经根植于经验想象中的先验想象萌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语境中迅速生长。与经验想象所作出的经验承诺相比较,借助于带有西方知识论特质的先验想象,新中国后的哲学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先验承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作为人类认识的终极真理和终极信仰,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这已经为中国人所掌握了的普遍真理,化为永恒的的真理标准和行为准则。西方传统哲学知识论的思维习性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努力中,最终以终极真理的追求颠覆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和这个传统中所形成的价值理念。当一个民族的哲学不再把“民族”作为主体性的标度时,哲学所失去的不仅是它的民族意义,还有它自身的时代意义。当中国的哲学以“终极真理”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神的祭坛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种种理论努力,就不过是走向祭坛的最后一支朝圣的队伍。伴随着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梦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消解了它的全部内容。论文的第二章以经验之“是”到先验之“是”的逻辑演绎个案分析为核心,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先验想象的因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哲学后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滥觞绝不是要简单地刻画一个历史过程。当代中国哲学把它作为当前哲学的一个“问题”,一定有着自身的理由。作为“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尽管它从历史中走出;不是一个“现实”,尽管它存在于现实之中。逻辑的和哲学的规定使这个问题有可能成为一个哲学的问题,而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需求,则把这个可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不是作为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而是作为现实中国的一个“哲学问题”摆放在这个民族的“视界”中。在民族的时代视域中,它的意义不在于如何捡拾已经在历史中消解了的语义内容,而在于如何以新的提问方式赋予这个问题以新的内涵,并且由此赋予它新的意义。从逻辑的和哲学的角度上力求烘托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意义,并且试图以此来阐释这个意义,应当是当下哲学在“清理地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任务。恰恰是在对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哲学问题”的研讨中,为教科书哲学长期忽略了的哲学主体性原则凸显出它的时代意义,进而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文中第三章通过“问题”的提出、问题阐释中所形成的新问题,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民族主体性哲学原则,分析并论证了这些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坎坷历史所孕育出的时代内涵,昭示着民族主体的时代性觉解。这是中华民族走出历史并且创造历史的哲学努力。这种努力发生于当下,意味着我们不仅有可能把吸纳民族传统中的优秀哲学品格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且也有可能把世界哲学的历史作为理论必不可少的资源和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重想象建立在时代的哲学想象力基础之上,它不可能用先验的规定去编织中华民族的未来憧憬,也不可能在经验语句中填补现实的不足,它能做的,只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为出发点的民族哲学地基清理中,完成“思”的视域的开辟。我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为载体的哲学想象力的提升,理解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自觉。在清理自身的历史,厘清思想与思想产品的关系,领悟中国哲学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想象力将以它厚重的历史内容和丰富的现实内涵,夯实中国当代哲学的基础。文中第四章从当代民族主体性问题阐释中的种种焦虑入手,通过“觉解”这样一个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现代意蕴的解析,探求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中“觉我”与“觉他”的关系,并在对传统哲学想象力批判基础上,把当代哲学的想象力置于力图走出知识论困境的智慧之境的想象之中。它的结论是,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以民族主体性的觉解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结论时,马克思和他的哲学是以人类智慧成果的形式昭示着这个时代,而不是以知识、科学或永恒真理的形式约束着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所获得和拥有的马克思哲学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厚思想资源,是今天中国哲学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以此为出发点的中国哲学,在完成理论地基的清理之后,把哲学想象的目光,投向了“爱智”的时代阐释之中。它的意义在于使哲学的想象力在超越旧有思想框架囿限基础上得到升华,而民族精神也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当代中国哲学的生命旅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以深切的近乎悲壮、雄浑得有些苍凉的哲学追求,勾画了一种唯有哲学才有的美的意境。在本文的“结语”中,我把这种精神和意境概括为“永远的西西弗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想象力的结论,就在于在这种精神和意境的追求中,获得能够实现民族主体不断觉解的哲学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