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研究与论述的问题是中国电视“媒体监督”，包括其内涵、功能、使命以及作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种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由于多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电视“媒体监督”很少给予定义明确的研究，一直与“舆论监督”相混淆，因此本课题选择新视角，并在写作中力求从社会学、传播学、政治与经济学、哲学及心理学的原理出发，借鉴中外学者对电视与社会发展相存关系的分析成果，具体解剖了中国电视“媒体监督”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电视栏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形成如下结论：一，中国电视“媒体监督”在改革开放、民族觉悟向纵深开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但“媒体监督”与“舆论监督”存在指称混淆，二者关系需要澄清；二，中国电视“媒体监督”因长期受到体制因素左右，生态环境芜杂、艰难，本体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彰显；三，中国电视“媒体监督”遵循“物尽天择、适者生存”原则，需要选择科学的生存方式；四，中国电视“媒体监督”意欲发挥本体内涵所牵引的功能与作用，必须将法律、自律、“反监督”保护与防守机制视为基本前提。 该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中国电视“媒体监督”的“生成”与“发展”；第二章，中国电视“媒体监督”的“本体内涵”与“生态环境”；第三章，中国电视“媒体监督”的“障碍跨越”与“生存方式”；第四章，中国电视“媒体监督”的“基本权利”与“机制保障”。其中第一章论述的是中国电视“媒体监督”在民意、媒体良知、国家意识形态控制松动三方面因素作用下，于上个世纪90年代诞生，其发展不仅在受众对“曝光”的需求中自然形成了初始方向，而且“媒体监督”与“舆论监督”从一开始就出现混淆，导致中国电视“媒体监督”概念与功能发生错位。第二章阐述中国电视“媒体监督”的“本体内涵”，包括“能指与所指”、“属性与特性”、“责任与使命”、“功能与作用”，并指出“生态环境”的若干特点，这些特点对中国电视“媒体监督”正常发挥作用存在羁绊。第三章指出中国电视“媒体监督”需要跨越的主要“障碍”，以及对自身“生存方式”的思考与选择。第四章则揭示中国电视“媒体监督”应当享有的五项“基本权利”，这些“权利”目前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而没有来自法律、媒体自律、社会“反监督机制”的保障，中国电视“媒体监督”就无法成活，更遑论健康成长。 该文开辟的新思考空间有三处： A.“媒体监督”与“舆论监督”存在异同; B.中国电视“媒体监督”身处“逆三角关系”难以立足; C.“同体监督”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究竟应该怎样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