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女性开始享有和男性一样的地位和权利。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及经济领域发生的大规模变迁，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模式、女性社会地位又有了新的变化。近年来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一失衡会给中国家庭和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具体来说，会对女性在家庭内部以及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纳什议价模型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得出性别比例失衡会通过增加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外部选择以及职业地位来提高女性在家庭议价过程中的“威胁点”，从而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这样的先验性假设，更直观地讲，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使女性处于相对稀缺的地位，这会加剧婚姻市场上男性之间的竞争以及劳动力市场上雇主针对女性雇员的竞争，“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在家庭内部和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过程中同样发挥着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以上理论预测的结果。相关回归主要检验了家务劳动的分配情况、高血压等几种与生活压力相关的疾病的患病情况以及女性受教育情况与当地性别比例的关系，借以检验性别比例对女性的家庭议价能力的影响;同时也检验了女性的主要职业类型、主要职业中的级别以及是否有正规工资收入与当地性别比例的关系，借以检验性别比例对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此外，在对表征女性家庭议价能力的几个变量进行回归时，控制了职业相关的几个变量，来检验女性在职场中的表现对其家庭议价能力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性别比例失衡严重的地区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相对较少，患高血压等几种疾病的概率较低，同时未成年的女孩和成年女性受到教育的程度都要好于性别失衡不严重的地区。以上这些证据证明了本文的主要结论之一:性别失衡会提高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而且，在性别比例失衡严重的地区，女性有更大的比例从事专业性较强、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的职业。这些证据证明了本文的第二个主要结论:性别失衡会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此外，我发现作为控制变量的职业相关变量都会显著影响女性的家庭地位，这些证据可以证明本文的第三个主要结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议价能力的提升会增强她们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工具变量回归和其他的一些稳健性检验都是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