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与权力成为热点话题的背景之下,本文以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为理论框架,采用了描述性的对比研究方法,旨在探索霍桑《红字》不同时代三译本背后的权力话语理据。本文所选取的三译本为1937年的傅东华译本《猩红文》,1948年的侍桁译本《红字》,及1998年的姚乃强译本《红字》。选取这三个译本的原因如下:三十年代的译本为最早译本,但都未在市场上流传下来,所以本文将有幸在山西师范大学古籍库中找到的收藏在商务《万有文库二》中的傅东华译本作为第一个对比本;侍桁的译本与傅东华的译本时间间隔不长,但侍桁译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从四十年代初版以来,经过修订一直流传到80年代,甚至今天;而选择姚乃强译本的理由为在九十年代琳琅满目的译本中,唯独他的译本给予了高度的赞赏。本文选择的是一个纵向的对比,强调权力话语所造成的译本的差异。在第四章个案分析部分将主要从隐性权力话语的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两层面来对比分析三译本。本论文的写作目的并非是要通过对比评价三译本孰优孰劣,而是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傅东华译本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为什么侍桁译本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为什么姚乃强译本得到了高度的赞赏;三译本有何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何在。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不同时代的三译本所存在的差异可以从当时的权力话语找到理据,可见,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可以服务于文学翻译研究,尤其是同一著作不同时代译本的历时比较研究;译者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是原作的“奴隶”、“仆人”或“翻译机器”,而是具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反映的是当时权力话语的要求。另外,译本是时代的产物,在不考虑权力话语背景的基础上单单地评价译本孰优孰劣是不全面的,学者们应该以客观、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不同时代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