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年，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领域，兴起了一种新的政治思潮——国家主义。同时，出现了一批宣传国家主义的人（他们被称为国家主义派），其首要人物就是曾琦。为了宣传国家主义思想，曾琦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并宣称只有国家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其结果如何呢？本文以《潮起潮落中幻灭的理想》为题，通过对曾琦国家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试图从一侧面揭示国家主义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兴起、演变的规律，以及失败的原因等。从学术意义来说，研究曾琦国家主义思想，不仅对弄清曾琦的政治思想，而且对于拓宽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曾琦国家主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对民国政治人物研究的深化，有助于加深对中国青年党历史的研究。而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曾琦的研究还很不够，尚没有一本专著（包括他本人的传记）问世。因此，对曾琦及其国家主义思想进行较系统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全文共分七部分内容，现概括如下。　　一、曾琦由早期思想向国家主义思想的转变。曾琦的早期政治思想主要以反清革命、反帝爱国、捍卫共和等为主要内容。从他的这些早期政治思想来看，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其积极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这些积极的思想成分为其在五四以后倡导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后，曾琦由一位初步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这一转变过程，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其本人思想意识的变化分不开的。由于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新旧交替时期，思想的解放，国外各种新思潮的传播，使得思想文化战线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而百家争鸣又促动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的思维转型。生活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中的曾琦，不能不说受到了很大的感染，况且他还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为了救国，曾琦不断寻求新的途径或方法。五四运动后，曾琦留学法国。在这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家主义在法国比较流行的时期。由于国家主义打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旗号，颇能吸引一些人的信仰与加入。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曾琦在法国逐渐接受了国家主义，并通过发表文章、组织团体进行宣传。一般而言，1923年12月中国青年党的成立，标志着曾琦国家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在曾琦等人的宣传下，国家主义在国内形成了一股政治思潮。　　二、曾琦国家主义的主要主张及其分析。曾琦的国家主义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国家主义之精神”——爱国主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革命”、“全民政治”。按照曾琦自己的说法就是，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以“全民革命”为手段，最后实现“全民政治”。他认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是大家要实现的共同目标，前者是为了“完成民主革命”，后者是为了“完成民族革命”;而“全民政治”则是大家的共同理想，因为“共和国家本以全民政治为极则”;要实现“全民政治”，“全民革命”则是共同的手段。曾琦认为他所宣扬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先进青年们救国救民的真理，只有国家主义才能挽救中国的危局。尽管国家主义在某些国家，对于摆脱外来侵略，完成民族独立，曾经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家主义不会也不可能挽救中国。曾琦的国家主义主张存在着诸多弊端，如他所宣扬的国家主义中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因为它割裂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因此，曾琦的国家主义主张具有狭隘性。当曾琦在国内发起醒狮运动以后，一大批封建地主、军阀政客也都标榜自己是“国家主义者”，并与曾琦等人同流合污。当北伐战争开始后，曾琦一方面发表文章为北洋军阀打气，另一方面大搞“拥护五色旗运动”，这充分暴露了其反动性的一面。此外，曾琦的国家主义还具有妥协性、保守性等。　　三、曾琦国家主义思想的渊源。曾琦国家主义思想的渊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曾琦的国家主义思想是欧洲国家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曾琦所宣传的国家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欧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他的国家主义主要来源于在欧洲已经演变了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国家主义比较，有两点共同之处:第一，强调了反对外来侵略，要求国家或民族的独立;第二，突出了反共反对社会主义苏俄的内容。二者的共同之处说明了，曾琦的国家主义思想确实来源于已经演变了的民族主义。其次，曾琦所倡导的国家主义，并非纯粹的西方国家主义，而是柔和了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是传统思想与近代思潮交织的产物。曾琦所倡导的国家主义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爱国主义。而曾琦国家主义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既是受欧洲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主张反对外(来)侵略、民族独立因素的影响，也是受中国传统爱国主义情节影响的结果。再次，曾琦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生既是受中国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启迪的结果，也是时代的产物。与中国近代各派人物在宣传和介绍西方政治思潮时一样，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曾琦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时，往往比较肤浅。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潮的精华和糟粕区别不清，把它们混杂一起传播到中国，又揉进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涂上了某些色彩，甚至形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物。　　四、国家主义的宣传与论争。要宣传国家主义，既要有舆论工具的保证，又要有组织上的保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曾琦于1924年秋回到国内后，通过创办报刊、建立各种组织、到各地讲学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国家主义。从1924年秋到1926年，国家主义的组织活动与社会影响达到鼎盛时期，国家主义派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派别。曾琦在宣传国家主义的同时，与共产党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双方就共产主义与中国国情、国共合作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关于“全民革命”和“全民政治”、“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批判了曾琦等国家主义派超阶级的国家观。　　五、国家主义与反日抗日主张。随着国家主义许多组织的纷纷解散，曾琦不得不把国家主义与具体的政治生活结合起来，以达到聚集人气的目的。30年代曾琦一系列反日抗日主张的提出，就是其“外抗强权”在这一时期的具体体现。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我国东北全境，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抗日救亡客观上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国家主义者的重要理念。在这一理念下，曾琦不仅主张抗战的态度坚决，而且充满“抗战必胜”的信心，相信中国的抗战虽然是长期的，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六、国家主义与政治民主化主张。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为了争得民主，曾琦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党治”、主张国家利益第一、党派利益第二等一系列的主张。全面抗战爆发后，曾琦积极提倡实行民主宪政，要求结束国民党训政，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等。特别是在1938年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上，由曾琦牵头，附有左舜生、李璜等人签名的《克期设立省县市参政会案》提案，获得大会通过。他还提出，“政治的解决”，“与其决于疆场，不如决于议场”。曾琦在抗战期间，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一组织，提出不少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议案。他积极推进民主宪政运动，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争取政治民主、团结抗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当然，由于阶级利益、阶级地位的限制，他所主张的民主政治不可能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上，曾琦以青年党代表的身分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欲实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实行军队国家化、中央政权体制应实行类似于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等主张。　　七、国家主义理想的幻灭及其原因分析。在政治协商会议后的几个月的时间内，曾琦的立场逐渐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从要求政治民主变成了要求蒋介石国民党的武力统一，从要求和平变成了蒋介石国民党内战的支持者。在蒋介石的极力拉拢下，曾琦很快选择了与蒋合作、共同反共之路。他积极参加国民党包办的伪“国大”，被蒋介石任以重要职务。但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摆设。在国民党政府中，曾琦及其所领导的中国青年党起不到什么作用。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青年党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对于曾琦来说，其所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1948年10月，曾琦以考察宪政名义出国赴美。他到美国后，忙于各项反共活动，身心憔悴，终因患急性盲肠炎住进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手术后病情恶化，于1951年5月7日病死于该院，其追求的国家主义理想最终幻灭。　　综上所述，在近三十年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曾琦把国家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花费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从理论到实践，潮起潮落，可谓费尽心思。在国共两党对立的斗争中，随着斗争的加剧，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上，曾琦选择了国民党，背离了国家主义理想的初衷，最终使其理想幻灭。从曾琦国家主义理想幻灭的历史启示中可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幻想，都是不现实的。